首页 -> 2007年第6期
读《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
作者：吴 江
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南部的瑞典王国，在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其经济状况比1917年十月革命时的俄罗斯还落后得多。从1920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执政直到现在，虽然执政几度易手，但大多数时间还是社会民主党执政，在此期间（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把瑞典从一个落后国家建设成世界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第二位的经济发达国家（第一位是瑞士），从社会福利来说，则是第一位，标志着分配的公平化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以上是刚读到的《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中所写的（以下简称《考察纪要》）。这篇《考察纪要》的作者杨启先曾于1985年和1988年两次赴瑞典进行考察，其得到的总的看法是：“多年以来，对于瑞典式社会主义，我们不仅一直视为异端，持严厉批判的态度，而且时至今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然肯定的少，否定的多。其实，这是不够公平的。如果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除了其在政治上的是非暂时还难以做出一般都能够接受的结论以外，在经济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无论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人民生活的提高，还是实现分配公平、社会公正、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应有利益等方面，其成就都是很大的。”
这篇《考察纪要》发表在一份发行量不大的小刊物上，而且标题写明是“迟到”（即20世纪80年代的考察直到2002年3月才整理发表出来），这表明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瑞典模式至今仍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我看来，《考察纪要》既然已经发表，而且在今天看来这个问题实无回避之必要，完全可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加以介绍和评论，尤其在理论上。
一、走向社会主义的两种模式的历史背景及其理论表述
在理论上，还是应当从1848—1850年法兰西革命至巴黎公社事件以后的形势说起。这就不能不多费些篇幅，然后再回到瑞典模式这个问题上来。
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很长一个时期，苏联的理论家们一直把巴黎公社说得神乎其神，把它奉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典范，事实上并非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以后的一个时期，确曾认为西方主要国家的革命形势已经来临，并为此积极从事活动。但是看到1848—1850年法国革命的失败以及资本主义几次平安度过经济危机并且生产力还得到长足发展的事实，他们开始觉察到事情并不像他们原先估计的那样，革命时机还没有成熟。马克思1850年在总结法国革命经验时就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所以，当1871年普法战争中，巴黎工人阶级趁抗击外敌、反对资产阶级投降行为之际举行起义并采取社会主义措施（主要领导者为拉萨尔派和蒲鲁东派）时，马克思并不赞成，认为时机不成熟，但当巴黎工人起义发动起来以后，马克思不是泼冷水，而是热情支持并歌颂巴黎工人的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认为巴黎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同时还深刻总结了第一次工人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不少具有重大意义的指导性意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这就是说，工人阶级革命的时机是否成熟以及社会主义社会能否实现，完全要看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的新社会因素如何而定（主要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政治民主化以及整个文明达到足够的水平）。
巴黎公社以后，马克思的主要精力用于完成《资本论》的写作及进一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指导实际运动的责任大部分落在恩格斯的肩上。1883年马克思逝世，恩格斯的责任自然更加重大了。直到现在我们所说“马克思主义”，毫无疑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十月革命和列宁逝世以后，我们又从苏联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这个提法实际上淡化了恩格斯（虽然没有否定恩格斯），我想，如果列宁还活着的话，他也不可能接受这个提法。《考察纪要》的作者告诉我们，他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口中听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主义”的提法，我想，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总不能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开啊！“列宁主义”是另一回事，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要讲到。这里要说的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是如何在运动中贯彻他们的主张的，这是恩格斯一生中最灿烂的一页。在他最后几年的岁月中，他始终与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正像我的朋友徐琳主编的《恩格斯与现时代》一书所指出的，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国际工人运动曾一度转入低潮，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工人运动才逐渐活跃起来，马克思主义才得到广泛传播，在这个基础上，欧美许多国家——丹麦、比利时、西班牙、荷兰、意大利、挪威、奥地利、瑞典、瑞士、匈牙利、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等，先后成立了工人政党。这时的工人政党多定名为社会民主党、社会党或工人党，没有定名为共产主义政党的。这也和恩格斯当时的观点有关，1894年2月恩格斯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共产主义’一词我认为当前不宜普遍使用。”这个问题还有一段历史，这里不赘。1898年7月，由恩格斯倡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工人党带头，召开有22个国家的工人政党参加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这就是被后人称之为“第二国际”的组织。其实这个组织完全是松散的，并没有任何领导机构的设立（此前被后人称为“第一国际”的国际工人协会还设有一个总委员会），连定期集会的制度也没有，各国党确认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为思想基础，但都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说到这时候的指导思想，就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1894年（即他逝世前一年）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一文，这篇文章提到他们自1848年以来对革命形势估计的错误时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资本主义“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这时恩格斯根据当时的条件，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最新的经验，重新考虑了工人阶级斗争的策略，着重提出工人阶级应当把利用普选权作为“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并且说明：“《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同时声明，我们的同志绝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恩格斯说明：这当然包括暴力革命权在内——吴注）。须知革命权总是惟一的真正‘历史权利’”。
恩格斯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负责人之一李卜克内西这样评价恩格斯：“他既是指路人，又是带路人，既是领袖，又是战士。在他身上体现出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历史证明这个评价是完全公正的。
恩格斯逝世前后数十年，资本主义处于平稳发展时期，欧美各国工人政党也大多处于公开活动时期，能够尽量利用普选权这一武器。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重新遭遇危机，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造成“第二国际”的大分裂——出现了所谓“保卫祖国”派和所谓“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派的对立。后者是列宁提出的主张。当时除俄国在列宁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外，从1918年到1923年，芬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家或地区也都相继爆发了革命并取得了短暂的局部的胜利，但最后都归于失败。惟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于是产生了“列宁主义”的称呼（这是列宁逝世后的事情），并有“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对立。从此，就有“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第二国际正统派）两个派别。随之，也就有了走向社会主义的两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