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五二○事件摧毁国民党专制政权的第二条战线
作者：穆广仁
60年前，1947年的5月下旬起，一场有60多个大中城市的几十万青年学生参加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席卷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史称五二○运动。这是一场被毛泽东主席称为“第二条战线”的真正的群众运动。
说它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是因为：在内战方殷、食不果腹、民不聊生的特定情况下，学生们出于生存自救，为了维护他们以及整个人民的切身利益而自觉地、主动地举起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旗。他们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支持和正确引导，从而取得历史性的胜利。
毛泽东在5月30日为新华社所写《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的评论中，高度评价了这次学生运动，他说：“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过去五四运动时期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国民党政府用水龙、狼牙棒、马队、机枪等暴力手段对正义的学生进行镇压；同时，又竭力散布学潮是“有背景的”，是被共产党操纵的。当时，大文学家茅盾就驳斥这种谬论说：“我以为无论什么运动，决不会凭空发生。运动之发生必有其社会的政治的原因，而一年来政治上之失尽人心，经济崩溃，物价狂涨，内战火热，使全国人民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这一切就是学生运动发生的背景。”
中国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广大群众为他们切身利益的奋争，没有一定的社会和政治的原因，任何力量都不能“运动群众”，“制造”、“操纵”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同时，没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革命政党的支持和正确引导，运动可能走偏方向、遭受挫折，甚至失败。作为五二○运动的参与者，我体验到：这次运动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群众运动的成功典型。
这里，不得不把五二○运动的过程作一简要叙述：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要求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机关撤回解放区，开始向中共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全面内战所需的经费，1946年占政府全部经费的60%，到1947年头几个月就增加到80%。蒋介石发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一下子把法币急剧贬值，美元对法币的比值从1946年9月的1∶3050跌到1∶12000元。这等于把老百姓手里的财产凭空夺走四分之三。四月，南京的物价比1946年12月上涨了4.3倍。政府规定大学生每月的副食费为2.4万元，到1947年5月，这点副食费只够买两根半油条。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学生伙食团5月10日贴出公告：“每月两万四千元的副食费不能维持到月底。特召开桌长会议共商办法。”
这张布告像一枚火种，立即点燃了群众的怒火烈焰。要求增加副食费、改善师生待遇的大字报在民主墙、饭厅门口铺天盖地贴出来。在要求增加副食费的文告上签名的学生约有2000人，约占四牌楼校园学生的三分之二，其中也有三青团员。有些同学结合所学专业，贴出独具匠心的大字报，被许多学校抄录、转贴，被报刊转载。如，经济系同学的大字报：《对物价指数与副食费之比例的研究》，通过1946年底到1947年5月各类食物、燃料价格上涨幅度的调查算出平均上涨4.3倍，说明副食费应提高到103200元。医学院同学的大字报：《维持最低健康标准所需各类食物分析》，说明当前副食费所能提供的食品的热量尚缺725大卡，补足最低健康标准所需的热量，每月的副食费需增加到115000元。理学院的大字报是一道几何求证题：运算结果证明，内战经费占本年度预算支出的80%，为48万亿元，运算到每月每日每时每分每秒的战费，证明每2分37秒的战费等于中大全体同学一个月的伙食费。这些闪烁着青年智慧和才干的大字报，展示着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力。
中央大学教授会此前也发表了要求提高教育经费和改善教员待遇的宣言。
运动的发展极其迅猛。11日桌长会议决定，按照2月份的标准开伙，能吃几天算几天，吃完再说，看政府怎么办。中大学生系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自13日开始罢课，并向教育部、行政院请愿。《文汇报》在报道这一事件时称之为“吃光运动”。南京金陵大学等大专院校立即响应，上海、平津及其他大城市院校也纷纷声援，并结合本校学生的具体要求，举行罢课、请愿、示威。学生们分散的要求最后集中到反饥饿反内战的目标上来。从5月10日起的一周内，就有14个城市的27所大专院校罢课，响应南京学生的斗争。5月20日南京血案之后，斗争火焰迅速燃遍60多个大中城市，并且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大力支持，使蒋介石政权陷于完全的孤立，濒临土崩瓦解的境地。
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并成功地领导了这场斗争。其成功在于：
第一，是因势利导。没有那个形势，制造不出那样的群众运动；有了那个形势，才能因那个势而导之。1947年春，中共代表团（对内是南京局）被迫撤回延安后，党的地下组织改由组建的上海局领导。在中央大学从重庆复校南京的4000多学生中，尚未建立党的支部，只有个别有联系的党员。中共南方局在重庆建立的地下组织新青社却有一百几十名成员（其中有若干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上海局派卫永清到南京接原由南京局联系的新青社的关系。他通过在成都入党的党员蒋祖榆（陈敏苇）与中大新入党的颜次青（新青社领导人之一）联系。当群众反饥饿的烈焰熊熊燃烧起来时，颜次青和蒋祖榆都认为，群众斗争的高潮已经来临，应当积极支持；蒋祖榆还对颜说，生活斗争必然会发展成为政治斗争（反内战）。颜次青和新青社员们立即行动起来，他和学生自治会负责人朱成学（新青社员）等人议定，紧急召开学生系科代表大会。大会以绝对多数表决通过，从13日起罢课，向教育部请愿。从13日到15日，中大、金大学生三次到教育部、行政院请愿。
斗争之火烧到这个份儿上，大规模群众运动之势已呈现，以刘晓为首的中共上海局适时作出了一个宏观决策。上海局成员沙文汉以写家书的方式通知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沙文汉之妻）到上海开会。刘晓对陈修良说：根据当前形势，学生群众在饥饿威胁下已经十分愤怒，展开了反饥饿斗争，我们应当适应群众的要求，组织一次各地学生参加的大规模的斗争。斗争的中心在上海、南京，首先在南京发动，北平、天津也同时发起。刘晓对陈修良说：“南京是蒋介石的首都，南京学生能不能打个头炮？”陈修良知道中大有一支强大的新青社队伍，还有南京地下市委领导的一些党员，当即慨然承诺带这个头。她立即回南京，向南京地下党青委书记王明远等人传达了上海局的决定，作出安排。上海地下党组织了上海14所大专院校学生7000余人的大游行，为上海、杭州、苏州进京请愿的学生代表送行。可是直到这时，卫永清和他联系的新青社，尚未与南京地下市委接上关系。新青社员们既不知道上海局的决定，更不知道远在延安的党中央2月间给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开辟“第二战场”的指示，但是他们与广大青年群众的行动与党中央、上海局的决策完全一致。因为，党的决策，是符合当时群众的斗争实际的。
5月18日，蒋介石发表“整饬学风，维护法纪”的谈话，声称要对学生“采取断然措施”。同一天政府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学生游行，违者将执以法绳，绝不姑宽。形势十分险恶。颜次青和新青社核心战友们面临一个严重问题：是退还是进？他们临危不惧，一致决心按照预定计划于20日举行游行示威。上海、苏州、杭州赴京请愿代表19日抵南京，于次日举行了京沪苏杭17院校6000余人的大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的血腥镇压。五二○血案激起群众更大的愤怒，把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加上了“反暴行”。上海地下党学委根据新出现的形势，把“反暴行”改称之为“反迫害”。此后，全国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如火如荼，在全国持续了好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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