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张闻天与列宁新经济政策
作者：张培森
活水自有源头来，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创造，追溯其理论渊源，最早可以归结到列宁在俄国革命胜利后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思想。然而从中共的历史上看，当列宁开始在俄国实施新经济政策不久就在中国传承列宁这一思想，并不断运用于中国实际的一位党的领导人恐怕要数张闻天了。而他在党内提出过的许多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深邃见解，可以说都与列宁这一思想有关。遗憾的是，他在这方面有许多正确意见和主张，在他生前都未能实现，甚至遭到错误的批判。今天如果重温一下张闻天的这份思想遗产，相信对我们反思过去启示未来也许会有所裨益。本文在此仅列举几个片断。
从美国传回苏俄文告
张闻天是何时开始接受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从可查到的资料来看，1922年他从美国发回的一篇苏维埃政府文告的中文译稿是一份可供研究的重要文献。列宁是1921年决定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一年后，苏维埃政府经列宁亲自审定发表了一篇类似白皮书的长篇文告《苏维埃俄罗斯政策之发展》。而这时正好是张闻天在美国勤工俭学，他从当时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中的一份英文刊物上看到了这篇文告，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视，如获至宝地将它译成中文寄回国内，随后上海的《民国日报》连续三期刊载了这篇译文。
文告全文共分11部分，不仅详细阐述了俄罗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背景和实行后的变化，还从理论上系统论述了为何要实行这个政策转变，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世界上工人与农人在事实上握到权力的第一个国家。它将要做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底变迁（即“过渡”—笔者）中的一种经济组织。它不会做纯粹的社会主义，因为这个日子尚未到来；它也不会做纯粹的资本主义，因为这种日子已在衰败了。它是过去与未来的唯一的结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底原素（即成分——笔者）混合的同时存在。”文章宣称这种变化正是表明“指导苏维埃俄罗斯底事业的人不是梦想者”，而是“共产主义的实际主义者”。（所引均据张闻天译文）
张闻天翻译此文的具体时间是1922年9月24日，这时距他到达美国还不到半月。为何文告对他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位越洋过海的东方学子当时年方22岁，而他早在19岁时，也就是1919年在南京读书时，就曾著文介绍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摘录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可以称得上五四时期南京地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从那时起包括1920年去日本学习，这位年轻人一直在关注并不断思索着风靡全球的社会主义潮流。而眼前出现的这篇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展示社会主义崭新观点的文告，怎能不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自然这时的张闻天还谈不上对列宁思想有多少研究，然而从以上这件事来看，至少表明列宁这一新思想已经开始在他脑海中扎下了根子。他通过这次留美，不仅对资本主义世界有了实际的考察，而且有幸吸收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新思想，确实是大开了眼界，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就更为实际了。
在苏区大胆主张利用资本主义
张闻天提出这一主张是30年代在中央苏区时期。这时的张闻天已是身居中共领导核心层的共产党人。如果从他那次去美国算起，已有十年时间，而这十年内，张闻天个人确实经历了不小变化：留美归来后1925年加入了中共，不久即被派往莫斯科学习，经过五年的学习于1931年回到上海时，党组织已处在严峻的白色恐怖之下，由于他留苏学习表现出众，回国后即被赋予重任，后又被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隔了一年，便随中央机关内迁到了“红都”瑞金。
到苏区后不久，1933年4月他在谈论苏区经济问题的两篇论文中提出了这一主张。文章明确指出：“要发展苏维埃的经济，在目前不尽量利用私人资本是不可能的。私人资本主义的部分发展，对于我们并不是可怕的。这种发展，可以增加我们苏区内的生产，流通我们的商品，而对于苏维埃政权现在是极端重要的。”还说：“当前苏维埃政权没有力量经营国有的大企业，那末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维埃经济，不能不是目前主要出路之一。”这里张闻天正是首次将列宁新经济政策中“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运用于中国革命政权下的经济。
为何称张闻天提出这一主张是大胆的？这就必须联系到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党内的背景，而且首先要从苏共说起。1924年列宁去世，1925年主政的斯大林就宣告“恢复时期”终结，实际中止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了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新时期，起先从工业和商业系统中“排挤资本主义”；紧接着就转向对农村资本主义的进攻，普遍开展对富农的斗争,并宣布“废止新经济政策”；到了1930年随着“全盘集体化”方针的提出，就又从限制富农进而转为消灭富农，对资本主义成分举行“全面进攻”。在此过程中，苏共党内在建设方针问题上并非没有分歧，当时对集体化和消灭富农方针提出了不同意见的布哈林，被冠以“反党”的罪名而开除出政治局，一场争论被迅速压了下去。
而中共30年代党内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同样是“左”的，其根源正是离不开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指导路线。早在1928年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虽然在肯定中国革命民主革命性质和克服大革命失败后的盲动主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然而六大决议关于“革命前途问题”却认为：在“革命过程里，它一定要转变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初步”，换句话说，民主革命过程中，就要向社会主义转变，这显然是超阶段革命论。而到了1930年当苏联国内开展对资本主义“全面进攻”时，共产国际更是明确要求中共也一样“和中外资本家进行残酷的斗争”。王明上台后提出的“三反”（即反帝、反封建的同时“反资本主义”）纲领，不过是国际路线的翻版。当时苏区连小学识字课本上都印着这样的口号：“左手拿着刀，右手拿着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一扫光。”而这种极左路线贯彻的结果，不但政治上搞得党自身孤立，而且使得苏区经济也陷入严重困境。
就在当时中共党内这种将资本主义完全视为死敌的情况下，张闻天居然在文章中公开提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岂不是把自己往枪口上撞。果不然帽子立刻飞到了头上，遭到总书记博古不指名的批判，指责这是“机会主义”，是“对资本家的投降情绪”，是目前职工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而且要“以无情的火力反对这种危险”！随后的历史表明，中央迁入苏区后党内两位高层领导人的这场争论成了“左”倾路线分化的开始，而对于张本人来说则是自身转变的一个起点。今日来看张闻天当时之所以能够如此大胆地提出这样的见解和主张，除了他的务实精神之外，还应该说是和他在此之前用心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的思想分不开的。尽管此时张闻天在整体上尚未能完全摆脱“左”的桎梏，但要看到在党内那种思想状况下，竟敢如此大胆地冲破禁区提出“利用资本主义”，其理论勇气可谓难得，意义也相当深远。
在陕北提出“新式资本主义”设想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人在阐述新民主主义社会时都用过这样一个概念，叫做“新资本主义”。最初是张闻天提出的，他从发展经济的角度说：“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毛泽东后来也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其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张闻天的“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经济”是早在1942年作为一个设想提出来的。此时他已经实际从党的总书记岗位上退下来。他利用这个时间主动深入基层，来到陕北、晋西北地区，进行了长达一年两个月的农村调查，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晋陕农村调查。而他上述设想就是在晋西北兴县14个自然村调查中提出的。目前保存下来的调查报告《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和论文《发展新式资本主义》，可以说是研究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珍贵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