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彭冲在文革中处理的两件难事
作者：韦 顺
一、风雨如晦听鸡鸣
1974年1月，我从几年的特殊“学习班”“毕业”不久，中央召集每省两名新华分社记者进京学习。我作为一名学员，听了江青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布置，领了姚文元“一月一次书面汇报”的“圣旨”，戴着“中央特派记者”的帽子返回江苏。上面规定，特派记者可以列席省委常委会。当时江苏省委的第一书记是刚解放出来的彭冲同志。因此我们几乎三天两头碰面。随着运动的延伸，被批判的事物也越来越多。“四人帮”在全国发起批判一本“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画册中，有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陈大羽的一幅国画《迎春图》——雄鸡抖毛翘尾望着迎春花。他们说，迎春花代表社会主义，雄鸡两眼瞪着迎春花，就是仇视社会主义。在劫难逃，学院当然必须做批判的文章。一天，彭书记的秘书对我说，学院要召开批判陈教授的大会，书记邀我一同去听听，了解一下情况。
批判大会上，人人声嘶力竭地叫了一通。结束后，彭冲同志把学院党委书记找到一旁碰碰情况。学院书记见是单独向省委领导汇报，就说了心里话，大意是：“陈大羽同志是共产党员，工作很努力，教学有成绩，平时政治表现没问题，同事之间的关系也不错，这回没想到却因这事弄得……怎么说呢，彭书记，你看今天批得怎么样，以后还批吗？”我听着，觉得学校领导的这个汇报，既说了以往的实际情况，也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心情，又试探着领导的指示意图。听完汇报，彭书记说：“今天的批判会开得不错，大家情绪很高很热烈嘛。不过，人在工作中，总有这个错那个错，说错话、办错事都是难免的，我们看人不能只从一时一事看，要从一贯的表现看。陈大羽，我过去接触得不多，不太了解，你们一级党委这么介绍这么认为了，是可信的。我觉得今天批判他，是为了帮助，而不是要把人往死里整，至于以后这种会还要不要开，你们党委完全可以自己定（大意）。”在离开学校返回的路上，彭冲同志就对我说：“你看，批陈的大会是不是就算到此为止？你如果没有意见，我想托你晚上去看一下陈，防止他觉得自己没错，一时想不通做出什么意外的事情来，那就不仅毁了一位学者，也会牵出更大的麻烦。”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位刚结合的省委书记，对一位“臭老九”正遇到灭顶之灾的关键时刻，想着派人去打个招呼，安慰一下，这对当事人来说，是雪中送炭，井边救人；而对自己来讲，确是冒着生死荣辱的风险。这种正义的心态，令我感动。我表示愿意跑这个腿。
当天，我装着似乎无意地在校内打听到陈教授的住址，晚饭后去拜访他。也许是彼此从来不认识，同时他也无思想准备。我一进门，陈教授很惊奇，不知来意，无从启齿。我一看他家中只有他和老伴两位老人在，也就放松了。我自报家门：“我是新华社记者，彭书记要我来看看你。”听到这句话，他似乎明白了我的来意，紧张的脸神转成了微笑的谢意。他请我坐下，马上转身去拿茶具，以他福建家乡隆重礼客的工夫茶待我。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喝茶架势，一大把茶叶先放在小壶里，然后慢慢烧开，倒在酒杯一样大的茶杯里，一口一口慢慢品着喝，叫人感到很亲切。当时，外面的形势虽然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但室内的气氛却是轻松的。聊天中我把彭书记关心、爱护、希望和要他宽心、安心的话，既隐约又肯定地转述了。我们谈得很真诚、融洽、和谐。在这种氛围里，他不停地点头，也微笑着说些心里话：“作为共产党员，只要心地无私，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受点屈吃点亏，没啥，我谢谢领导。”几壶茶以后，陈教授带着感激和兴奋的心情要为我作幅画。我惊喜地表示感谢。他问：“你喜欢什么？”我冲口而出：“要大公鸡。”他一愣，以为我开玩笑（正在挨批的画怎么能画）。我又重复了一遍：“要大公鸡！”这时候，他忽地昂然一笑：“你真敢要，我就画！”于是但见他收拾茶具，磨墨展纸，兴冲冲似乎忘了白天挨批的事了。我站在桌边，看他从鸡冠落笔，先是从从容容，细描慢点，待画到尾部，他换粗笔，用浓墨狠劲上挑，一会儿，一只昂首凝目、挺胸翘尾的雄鸡，单爪立于舒枝展蕊、迎风怒放的红梅丛中的巨石上。画毕，教授郑重地揿章题赠，把画交到我的手里。我被教授的丹青妙笔、挥洒自如、须臾而成的画风感染，激动不已。我拿着画归来写下一首小诗：
傲然立石上 雄视遍寰中
风怒千岩瘦 寒梅偏放红
二、弭祸于无见胆识
1975年春，一位曾在省外事部门工作的熟人，偷偷地到单位来找我，神神秘秘地对我说，他有个特急特密特重要的情况要反映。我当然郑重接待。他说，现在省委组织部中，有两个穿军装的人正在私下收集“党中央常委张春桥的黑材料”，此事非同小可，他说他已给省委第一书记彭冲家信箱投了信，怕意外泄密，没讲内容，但要求立即接见，以便尽快查办上报。我问他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他说是一位在地质机关工作的熟人秘密告诉他的。我又问他找我有什么具体要求？他说：“你们是中央新闻单位，你还是特派记者吧？有责任迅速调查向中央反映吧？”我回答他，这事确实不简单，我马上向领导汇报，给总社写情况内参，调查不调查，听总社指示。
就在当天下午，彭冲同志的老秘书丁永安打电话给我，说晚上在福昌饭店见面聊聊。那时侯，老丁我们三天两头见面，聊天是常事。晚上我应约前往，到了福昌，见一桌便饭已经摆好，骆平同志（彭冲夫人）、彭书记的前任秘书李勇也在座。几分钟后彭冲同志来了。吃饭间，老丁问我，今天有没有人找你反映情况？都谈了些什么？这时，我忽然明白，他今天约我一定是与我上午接待的来访有关。我就讲了上午接待熟人来访的情况。这时，我心里已明白，彭冲同志他们肯定已看到那封投书了，找我来，一是问我是否知道，二是想知道内容和我的态度。我汇报情况以后，也就顺便戳穿了这层纸说：“你们就是为了这事吧，要不然不会这样提问题吧？”彭冲同志听了我的话，只是看着我，没说话，气氛有点凝滞。聪明的老丁，看看彭书记一时不表态，马上站起来与彭小声耳语两句，然后对我说：“彭书记今晚还有个外事活动，得马上走，你多坐一会儿，我们聊。”于是彭冲同志也就站起身来笑笑，告辞先走了。
彭冲同志走了以后，老丁说，彭书记在政治上也是诚实稳健的，“文革”开始后，在省委书记处众多书记中，他受到的冲击最早，被批斗、游街的次数也最多，但他只讲自己的情况，从不牵连别人，不像有的省委领导，为了保自己，顺着批斗的要求讲。一年多来丁、李我们已相处得无话不说了，所以我就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彭书记对这件事的想法你们该知道一点，讲出来我们一起商量商量。”老丁马上说：“彭的想法，我们还不知道。”实际上，都知道这个问题的轻重，不敢轻易表态。我又说：“彭的想法暂时不管，你们看呢？你们是个什么想法？”老丁愣了一会儿，支支吾吾地说：“这事真假也不知道，查，从哪里着手呢？”这实际上又把皮球踢给了我。我立即坦诚地说：“你们认为要调查就调查，不要调查就不调查，先拖着。”我这个话实际上是表了态。他俩似乎听懂了，很高兴。所以老丁又说：“拖拖看，好是好，但投信的人说要彭书记立即接见，这事怎么办？”这时我想，他的话可能就是彭冲同志刚才耳语的意思。于是我就干脆说，如果彭书记真不想调查，我帮你们出个主意怎么样？他们觉得话越谈越投机，便追问什么主意，而且要能天衣无缝，不留后患。我当时觉得事情已经谈到这个份上了，就同命运共呼吸吧。我说：我可以找投信人谈一次，告诉他，我已经和省委有关部门联系过了，现在群众给彭的信，每天都塞满一信箱子，信都编了号，按先来后到顺序接见，他多少号我不知道，等着就是了。我还可以告诉他，他反映的情况，我已及时向总社反映了，总社离中央近，反映快，有了说法我马上就告诉他，如果需要调查，我会马上和他联系。你们看这个办法行不行？他们一听，认为这个点子好极了，说这么跟他说，他就不好意思再急巴巴地催接见了。我们分手时，老李说，他们尽快向彭书记汇报，彭有了说法再谈。第二天，老丁就给我打了电话，他没说他们怎么向彭冲同志汇报的，彭是怎么指示的，只是告诉我，就按我们商量的办。实际上，这就是彭冲同志对信访同志的答复。
时光到了1976年，周总理病逝后，全国马上又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运动，矛头直指邓小平同志的大恶浪。社会上流传着所谓向“四人帮”的汇报信、检举信、效忠信、劝进信，弄得人心惶惶。同时，因为彭冲同志对批邓领导不积极，南京又传出江青对彭冲同志不满的话：“彭冲,你要冲到哪里去!”这时候，对去年那封“鸡毛信”拖着不办的事，若透了风声，那后果真不堪设想。有一天，老丁对我说：“去年的事，千万不能被抖搂出来啊！”我说：“谁会抖搂出来呢？”他说怕投信的人现在乘机追起来：“为什么不接见，不查办？”我说：“那倒是个往上爬的好机会。”说实在的，那时候，好大一阵，大家真担心呐。好在几个月后，“四人帮”就被粉碎了。说起来也好笑，“四人帮”倒台后，旧话真的重提了。省委着手调查起这件事了，当然目的完全不同了。调查组找了我，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责任编辑 杨继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