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蔡元培与中国共产党
作者：张家康
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风校格，于是，马克思主义在北大可以作为学术自由讨论，从而聚首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启蒙者，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便是由这些人担当的。后来，他虽然和中国共产党也曾有过不愉快的“过节”，但是，他在晚年主事民权同盟、投身全民抗日救亡运动时，又与中国共产党声应气求、殊途同归。他一生救助过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历史应该铭记他的不朽功德。
卓见
蔡元培长北京大学后，给大学下了最精辟的定义：“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他相信各种思想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而不应对其存有偏见。他认为，一个有远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应该为各种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以营造一个多元的思想、学术发展的空间。他任校长前，北京大学一仍晚清封建衙门的旧习，可谓陈腐不堪，改革旧北大已成为当务之急。北大改革千头万绪，文科改革理应率先垂范。可是，文科学长久乏其人，此事令他着急犯愁。当他走访北京医专汤尔和与北大教授沈尹默时，他们都一致推荐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并以10多本《新青年》相赠，称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
他和陈独秀有过交往，都曾是爱国协会会员，同在上海的一家实验室做过炸药的实验，试图以暗杀和暴动的手段，推翻满清反动政府，陈独秀的“毅力和责任心”，给他留下深刻的影响。他怀着求贤若渴的心情，登门拜访，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1917年1月4日，他正式就任校长职，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可见其对陈独秀之倚重，对文科改革之期望。
于是，激荡旧中国的思想文化革命，便由陈独秀和《新青年》以文学革命为突破口，在北大以锋不可挡之势而兴起狂澜。在北大可以自由办报办刊，自由讨论各种学说和主义，一向封闭、僵化的校园，顿时洋溢着开放、自由的清鲜空气。他对北大的文科改革是满意的，时隔多年，还说自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后，北大“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空气，遂大流行。”北大之所以能出现如此民主自由的生存空间，是得益于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蔡元培逝世后，陈独秀在忆及往事时，还极富感情地说，蔡元培“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蔡元培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却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知识，可以在北大进行研究和讨论。1920年3月，北京大学学生罗章龙、邓中夏等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扩大影响、发展会员，罗章龙草拟一启事，请他批准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他当即同意。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时，他应邀出席并发表演讲。当他得知研究会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时，便让校务处腾出二间房屋，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这样做立即遭到非议和责难，有些人径自向他说：“今后学校不得太平了。”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那天起，便不能见容于当时的主流话语，一直被作为异端邪说受到排斥和压抑，可是，蔡元培却能力排众议，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北大自由讨论。
这种容纳异己、兼容并包的思想，受到北京军阀政府的严词恫吓，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撰文说：“蔡元培氏自长北大以来，引用非人，败坏士习，有目共睹。蔡氏夙隶国民党，比年复借教育家之美名，实行灌输社会革命、无政府等等邪说，阴为破坏举动，而己则肥遁鸣高，聚群不逞之徒为之羽翼。”他们将北大出现的新思潮视为洪水猛兽，京师警察总监朱深便告诫同僚：“诸君不可视蔡元培为一书生，当视为十万雄师，吾人不可不以全副武装对付。”在武人的森然可怖的刀刃面前，他没有退缩，而是针锋相对，为新思潮辩言。他在《新青年》发表《洪水和猛兽》一文，说：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人感受痛苦，仿佛水势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受他，就泛滥到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
……
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
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的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众所周知，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作为身体力行的革命家，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阵地，在北大集聚了一大批向往科学与民主的青年知识分子。而李大钊则是在中国最早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也是在北大进行的。1917年11月，李大钊被聘为北大图书馆主任，后又被授予经济、史学系教授。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都是在北大任职时发表的。
青年毛泽东也曾受到过蔡元培的照拂。1918年9月，长沙新民学会的一些成员决定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萧瑜、熊民楚、章根弟四人来到北京。毛泽东没有赴法勤工俭学，准备留在北大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他原想搞份清洁工就可以了，没曾想为蔡元培知晓，没有让毛泽东去当清洁工，而是写信给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在图书馆当助理员。青年毛泽东再也不为在京的生活犯愁了，而更重要的是他有了自学读书、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的机会。毛泽东由此而结识陈独秀、李大钊，从而为他的早期政治活动奠定了基础。为此，毛泽东极为敬佩蔡元培，恭恭敬敬地称其为“夫子大人”，并以晚生弟子相许。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已在酝酿之中。1920年8月，陈独秀已在上海组建中国共产党。北大学生张国焘带着李大钊的口信，来上海与陈独秀联系。恰在此时，蔡元培也因事来到上海，张国焘出于师生情谊，往西藏路一品香旅社看望，告诉蔡元培自己现在住在陈独秀家，很受其影响，并愿意追随共产主义运动，特来聆听校长的教诲。张国焘回忆说：
一向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蔡先生表示：看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无政府主义者始终没有组织，这是一个弱点。马克思主义者要有作为，就应该赶快组织起来。蔡先生平素是很客气的，不愿对人浇冷水，但对自己的学生们则很直率，他这次赞同我所采取的途径，显然不是敷衍式的客套话。
蔡元培对社会主义有着自己的理解和阐释，他为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所作的序说，社会主义“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且含有男女平等主义。”当年的北大学生、中共早期领导人罗章龙生前在《追忆蔡孑民校长》一文中说：
蔡先生不聘请李大钊、陈独秀等到北大工作，那么共产党的活动就不会在北大开展；北大不会成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不会成为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地方。
追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建党初期的50几个党员中，北大的共产党员就占了相当的比例，如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高君宇、何孟雄等，和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它的必然合理性来源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宽松环境，受惠于蔡元培博大宽阔的胸怀和容纳异己的雅量。
过节
蔡元培是个著名的民主主义者，在寻求救国的方法时，选择的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当其理想破灭时，也知道是军阀专制、政治腐败所致。然而，他却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走的依然是一条改良主义的道路。1922年5月，他领衔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好人政府”的改良设想。“好人政府”的设想落空后，又提出辞职的要求，并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认为：“我国近年来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他甚至天真地认为，如果好人都退出政府，那么，这个腐败政府也就自然倒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