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李庄的境界
作者：余焕椿
五次近距离接触
回顾2006年，最令人哀伤的事，莫过于3月3日李庄同志逝世。当时，很想写篇怀念他的文章，一想到他是人民日报前总编辑，新闻界头面人物：能上天安门、进怀仁堂、出入勤政殿采访的首席记者；第一批抗美援朝战地记者，并且是中、法、英三国记者组成的记者组组长；1954年日内瓦会议中国记者团副团长；1957年去莫斯科帮助苏联创办《苏中友好》杂志的顾问、专家组组长……这么多显赫经历，真的不知从何下笔。
我虽在李庄领导下工作27年，但受其面命耳提机会并不多，屈指算来不过五次，这五次却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第一次是刚到人民日报。按报社规定，新来大学生必须到活版车间和夜班工作一段日子。有一次给李庄送大样，他笑眯眯问我，“新来的”？我说“是，现在排字房劳动”。他说“很必要，记者、编辑要尊重排字工人劳动，看看他们是怎么工作的，亲身体会一下有好处”。短短几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让我一生受益。后来我写稿、编稿都记住他的话。写稿字迹工整，编稿线条清晰，不出“花脸”，不“放风筝”，这样工人工作起来既快又省眼力。
第二次是“文革”期间，他已靠边站了。一天，我们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前相遇。那时人际关系有诸多忌讳，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我一脸正经，拣了句当时时尚的话：“老李，保重！”岂料他微笑如初，轻轻拍了一下我肚子，“当心，凸出来了”。我不好意思朝他一笑。逆境中，他依然腰板挺拔，神清气爽。我一高兴，进了大楼竟然不知去干什么！
第三次是我们相处最长的一段日子，大约一周，地点在大庆。奇怪的是，这回反而没一点印象。前几天翻书，书中夹着一张黑白照片，正是我们在大庆铁人事迹陈列馆前的留影，终于想起了一些。那是1975年冬，我们都在记者部，老李是“走资派”，我是“保皇派”，都是被派到“阶级斗争第一线”经受考验的。那时，许多迹象表明，“四人帮”垮台已经不远。我们既无心工作，更不愿意接受什么考验，只盼早日返京。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三位年轻人，两位女生是外地派到报社来培训的通讯员，他（她）们有他（她）们的任务，彼此都存有戒心，平时很少说话，怕祸从口出。我和老李起得早，每天早晨洗漱便是我们交流信息时间。人生地不熟，有何信息可言？所谓信息，不过是听新闻广播，分析时局动向。一连几日，一无所获，都感到非常失望。
第四次是我有些事情想不清楚，到他办公室求教。详情容后再述。
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1999年下半年，我受一家出版社之约，匆匆赶写了一本书，以示告别20世纪。书名为《人民日报风云录——中国新闻内幕》。2000年8月的一天，我上门送书，请李庄同志批评指教。多年不见，老李真的老了。早听说他腿脚不好，没想到竟到如此地步：拄着拐棍，缓慢移动，脚几乎不能离地。一阵悲哀涌上心头，我赶紧上前扶他坐到身边椅子上。他还是那样和善微笑，神色也不错，同刚才乍一见面时相比，我心情顿感好了一些。我将书递过去，他看着书的封面，笑容顿失，半天不吭声。我知道坏了，一贯讲求语言朴实、表述准确、实事求是的老编辑老领导，怎能容忍“中国新闻内幕”这样哗众取宠的标题？我赶紧解释，这个副题是出版商加的，根本没有征得我同意。他表示理解，但还是摇摇头。很快他又恢复了平静，同我聊了些近况。我对他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他的认真、他的严谨、他的求实，一点没变。临别时我还是那句“时尚”语，“多保重”，但内涵同前次完全不同！
一桩旧案有了结果
月初，人民日报好友W从国外回来，说他在一家华文网上注册了自己的博客，上面有我关心的内容，有空上去看看。他是位有心人，善于积累资料，博客内容丰富，时事、历史、文化、音乐、美食，无所不有。有一段写人民日报“文革”，其中涉及到李庄（恕我用了真名——作者）：
一次揭批会的重点对象是老李，A青年说，李在手心上写个“江”字，神秘地说犯错误了。群众质问说了没有？老李一口咬定：没说、没写。B青年作证，老李写时我在场。老李有点急了，但还是那四个字：没说、没写。会议没有结果。粉碎四人帮后，老李解放了，我们谈起当年事，又问他到底写没写、说没说，他笑着回答仍是四个字：没说、没写。我不死心，又去问A青年，他说老李确实说了、写了。其实我当时就明白，双方做得都合乎运动特点。小青年卷进“邪气”，想摆脱；老李如承认，不但罪大，还要追查他从哪来的消息，牵连更多人，死不承认太重要了。离休后老李写回忆录，什么都写，唯我关心的旧案没写。
W博客说的这件事发生在人民日报“批邓”运动中。“批邓”是“四人帮”全面夺取人民日报领导权最后的猖狂一跳。由于有一两个老干部参与其中，出谋划策，搞得人人自危，一片白色恐怖，故有上述事情发生。W本想回国后继续追问这宗旧案，不幸老李走了，成为悬案，有些遗憾。我对此事也有兴趣，所以再读李庄有关回忆录，有了新发现。我对W说，李庄回忆录写了这件事，对当时发生的事表示理解和宽容。李庄是这样写的：
报社批邓追查俱乐部成员罪行时，有人揭发我说江青、骂江青。给我造成很大压力，我也埋怨过几位揭发的同志不够“仗义”。事后想想，在那雷霆万钧重压之下，人家“交代”一下也是不得已的，何况确实骂过，并非构陷，至少我这当事人不应该责备人家。过了一段时间，对这几位同志友好如初。（《李庄文集》回忆录上编341页）
W听了又惊又喜，陈年老账，终于有了结果，表示要立即修改自己的博客。
李庄同志可以原谅宽容年轻人，但绝不原谅宽容为虎作伥、晚节不保的老干部。“文革”前夕，人民日报处境十分困难，中央精神听不到，许多事情把人民日报撇在一边。在这种情况下，报社上上下下办事倍加小心，李庄管编辑业务，天天出报，更是小心翼翼。即便如此，也难逃脱厄运。震惊京城的删节《解放军报》社论事件，就是突出一例。这个当时被认为是“空前严重错误”，给李庄造成的压力，也可借用“空前”二字来概括。
1966年5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社论。本来兄弟报纸社论可转载也可不转载，军队报纸的社论更是如此。考虑到军报这篇社论反映了毛泽东即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言论，非常重要，人民日报决定5月5日转载。李庄安排好版面，全文刊登。主持日常工作的另一位副总编辑一觉醒来，看到大样，提出要大加删节，并作新闻处理。李庄据理力争，坚持以不删为好。这位平时飞扬跋扈的人，哪里听得进去，坚持要依他说的做。老李劝阻无效，不再固执己见。交别人删节不放心，怕删出事，决定自己动手，同一版主编同时处理。结果删去两小段，一段略嫌重复，一段纯粹是对军队说的话，加起来不足500字。应该说这样做已够慎重了，删去的也不伤全文，根本谈不上是“空前严重错误”。
5月6日，康生主持会议，严厉指责，大加鞑伐，声称人民日报犯这种错误绝非偶然。李庄无奈，只好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写检讨。李庄写检讨在人民日报是出了名的，以往一次就能通过。这回不同，写了一遍又一遍，怎么也过不了关。个人检讨不要紧，要人民日报在报上公开检讨，令他痛苦不已。一个把集体荣辱看得比个人荣辱重千斤的人，内心痛苦不言而喻。李庄不是没有怨言，有怨言，有时甚至怒不可遏。那位坚持要删军报社论的人，事后装聋作哑，若无其事，李庄大发感慨：“我们国家怎么竟有这等人物！”
“这等人物”生活中并不少见，前面提到那位删节社论的主编，也是例子。毛泽东说人民日报公开检查影响太大，可以免了。事情本已过去，一次批斗李庄的会上，那位参与删社论的主编旧事重提，无中生有，要李庄交待“删社论究竟有什么阴谋”？李庄非常恼怒，要表现自己，也不能堕落到这种程度。还是看他在回忆录里是怎样说的：“他问得急了，我也豁出去了，就说，删社论，你我同时动手，你删的比我多得多，有几处还是我恢复了的，底稿现在校对组，可以查看。我不知道有什么阴谋，你要知道有阴谋，请当场揭发。好了，就像皮球被扎了一针，这个积极分子马上泄了气，再不那样张牙舞爪。”（《难得清醒》354页）一向宽厚，从不与人计较的老李，到了忍无可忍地步，也会愤然而起，狠狠予以一击。追问者被这突如其来的威慑力量镇住了，狼狈不堪。俗话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种尴尬莫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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