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两位总编把反映
作者：王忠人
杨西光、杜导正是《光明日报》前后两任总编辑，杨西光的任职时间是1978年3月至1982年2月，杜导正的任职时间是1982年3月至1987年3月。这两位总编辑领导《光明日报》共9年时间，这9年正是党和国家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时期，任务特殊，情况复杂。总编辑作为一张党报宣传政策的执牛耳者，他们的思想、理论、政策水平如何，是这张报纸发挥作用大小的关键所在。
那么，为什么谈他们与读者来信呢？
粉碎“四人帮”以后，长期“左”的路线造成的恶果，各方面问题成堆。教育、文化、科学领域是“文革”重灾区。以知识分子为宣传报道重点的《光明日报》，群众来访来信特别多，是《光明日报》历史上所没有的。这是一个新问题。报纸应持什么态度，是怕麻烦漠视不管和敷衍了事，还是体恤民情，认真对待，敢为群众鼓与呼？杨西光、杜导正两位总编辑属于后者。并且他们绝不是就来信登来信，而是通过登读者来信，抓思想上、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笔者当年是在他们领导下主持读者来信工作的，愿将他们出色的领导和我个人的一点体会写出奉献于读者。
杨西光到任伊始，便在机构上建立群众工作部（简称群工部），专门处理读者来信；当读者来信这部分宣传报道出现以表扬为主，还是以批评为主的争论时，他明确地支持以批评为主的方针。
1978年3月，杨西光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上任后第一件工作抓报纸改版，规定《光明日报》以宣传科学教育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主，国内政治经济新闻，除特殊重要者外，一般不刊登。在这个方针下，撤销了原国内政治部，新建群众工作部，专门处理与日俱增的读者来信。长期遭受压制、打击、迫害的广大知识分子有了一张为自己说话的报纸，可以反映自己的意愿和呼声，感到十分高兴。
群工部工作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不见报的工作，一部分是见报的工作。不见报的工作，包括接待群众来访，阅转来信，编写《读者来信摘编》内部刊物。来信来访所反映和申述的大部分问题，不适合见报。这样群工部就把这部分不适合见报的来信转到省市县或中央各部门，提出我们的意见，请他们处理。对于来信来访中反映的问题比较重要，或带有倾向性意义的事，我们就编入《读者来信摘编》中去，向中央和有关部门反映，提起重视。这部分工作，在拨乱反正中，对于配合促进各有关方面处理积案，落实政策，缓解社会矛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据统计，从群工部成立到1987年的10年中群工部共处理来信40万件，接待来访近万人次。可以说报社群工部的建立，是形势需要，应运而生。
群工部的另一部分工作，是通过选登读者来信进行宣传报道，这是部门工作的重点，也是报纸处理读者来信不同于党政职能部门处理群众来信的主要区别。群工部成立以后，开辟了《读者来信》专栏，每周半块版，同时也在一二版刊登重要的读者来信。这些来信的内容很多是申述个人过去所遭受不公正待遇，要求澄清问题或改正错案的，更多的是批评揭露不正之风的，诸如中小学教师受歧视，“文革”中校舍被占不归还，教育经费被挪用，学校危房无人管，干部打击报复，医疗事故，科技人员用非所长，从事业余劳动受处罚，文物被破坏等等。对一些有普遍意义的来信，群工部要派记者实地调查，写出“调查附记”，并表明自己的态度，公之于报端，督促合理解决。群众对这些做法非常满意。
正在此时，编辑部一位领导同志提出意见，认为读者来信稿件的报道中批评揭露问题太多，违反了社会主义报纸以表扬为主的原则。群工部同志认为这位领导同志的看法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实际情况是这部分报道中80%稿件是批评内容的，这正是“文革”后需要拨乱反正加以解决的，我们怎么能避开这些问题不管而去搞表扬呢？
在这次争论中，杨西光支持了群工部的意见，认为读者来信的宣传报道，不宜以表扬为主，报纸要反映读者的呼声。他很重视从读者来信中了解群众的思想脉搏。他经常叫群工部向他提供来信动态。他到中宣部开会前，多次让群工部写出来信动态分析。他要群工部多发一些批评性来信，不光在来信版，而且要上正版，上一版头条位置。1981年，他给群工部规定，每月要为一版提供10篇以上批评性来信，这些都说明这位思想解放的老领导，是十分重视读者来信宣传的。
有了杨西光的支持，我们的读者来信宣传报道就好做多了。1981年10月，笔者按西光同志的指示精神，在《光明日报》业务刊物《通讯》（对外）上发表了《以批评为主办好读者来信专栏》的文章，阐述了读者来信这部分宣传报道为什么要以批评为主；以批评为主并不是消极地暴露黑暗面，而是为澄清是非，落实政策，获得遗留问题正确解决；同时也阐述了读者来信以批为主同整张报纸以正面宣传为主并不矛盾的关系。在当时社会上还有“左”的影响存在的情况下，提出“以批评为主”，是有积极意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新闻事业简史》（方汉奇、张之华著）对《光明日报》成立群工部和确定群工部编发的稿件以反映读者呼声和批评为主，还专有记述。
杜导正突破常规，把小菜做成大餐。为了批判极左思想和社会上不正之风，他直接领导抓了多个重大典型，使读者来信宣传报道出现新的局面。
1982年2月，杨西光同志离休。杜导正由新华社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杜导正更是非常重视读者来信，而且领导得非常具体。他认为报纸反映读者的声音，批评丑恶现象是一个天然的任务。他常说，过去我们比较习惯于自上而下地讲一种声音，而不善于反映和发表自下而上的多种声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亿万群众自己的事业，要动员和吸引广大群众投身改革开放，就必须广开言路，认真地反映群众的呼声。1982年群众来信来访特别多，对来信阅处还好说，对于络绎不绝的来访者，提出各种问题，需要当面应对，群工部编辑记者感到力不从心，负担太重。针对这种情况，杜导正鼓励大家说，一个报社，没有来信来访，冷冷清清，不是好现象。越是门庭若市，越是说明群众信任你这张报纸，“四人帮”时期，你这张报纸为什么没有这么多来信来访呢？他指示在报社大门旁专辟一个房间，摆上桌椅、沙发，挂上牌子，写明接待时间，注意事项，认真做好这项工作。
这还不算，他还让群工部每天送给他10封读者来信，亲自阅读。总编辑领导全报社的各部门工作，肩上担子很重，他这种作法也是对群工部工作的支持。
在杜导正直接领导下，《光明日报》群工部当年抓出了许多好的来信报道，有多个获得国家好新闻奖，下面举两个例子：
一、怀柔县殴打教师事件。1982年6月24日，《光明日报》一版头条发表《怀柔县黄坎公社王兴宽等人无理取闹殴打三名女教师》的读者来信，副题是“读者投书本报，要求对肇事者严肃处理”。在一版下半部配发《要造成尊师重教的新风尚》的本报评论员文章。从这天起，报纸运用各种新闻形式，连续报道一个月，发稿74篇，结束报道时，发表社论。大造尊师重教的舆论，谴责“文革遗风”，维护知识分子的权益。
多年来在极“左”政策的影响下，知识分子受到许多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粉碎“四人帮”后开头几年，还没有很大改变。《光明日报》收到读者来信，反映这方面的问题占很大比重。当时，中小学教师社会地位非常低。有一句顺口溜说：“先工商后财贸，哪都不要去学校。”更严重的是各地频频发生殴打中小学教师事件。1981年仅湖南一省就发生殴打教师事件700多起。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小学教师严重缺乏，师范院校招生出现困难。《光明日报》作为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一张报纸，为他们讨回尊严，维护他们合法权益，责无旁贷。杜导正认为，一在北京，二人被打伤学校停课，三打人凶手逍遥法外，处理不下去，这个典型非抓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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