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总起来看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作者：笑 蜀
苏联的社会主义，那时我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义
笑蜀：李锐老，在2006年10月14日央视播出的“纪念长征七十周年文艺晚会”上看到你的镜头，很高兴。
李锐：我也算老资格。抗战以前入党的党员嘛，抗战以前的党员都属红军那一代。
笑蜀：长征迄今已经七十年。作为抗战前入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今天你能不能谈谈，你对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社会主义，到底有什么样的思考？早年你参加共产党，肯定是向往社会主义的，那么你当时想象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
李锐：我那时参加共产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日本侵略，就是要救亡。
“九一八”那一年，我正读高中一年级，学校的爱国主义氛围很浓厚，社会上的影响也蛮厉害。我读小学、中学都在长沙。那时湘江江面上就有英国、日本的军舰。长沙发生过“六一惨案”，大概是1923年，日本兵上岸，在岸边开枪，打死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小孩，重伤九人，轻伤三十多人。1928年济南又有更大的“五三惨案”，日军进攻中，我军民伤亡三千多人，有十多个外交官被惨杀。当年5月7日，也就是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那一天，被定为国耻日，年年学校都要纪念的。这些事件对我们都是很大刺激。
再就是家庭影响。父亲李积芳1905年赴日留学，刚到日本就碰上孙中山第一次到东京演讲，父亲听了以后就把辫子剪了，参加了同盟会。他在早稻田大学与宋教仁是同级同学，同黄兴、秋瑾是朋友，民国二年当选众议员，所以我同两个姐姐都生在北京。他后来追随孙中山，到广东参加“非常国会”。不久回到长沙，1922年去世。
笑蜀：你那年几岁？
李锐：不满5岁。母亲李张淑是清末平江启明女子师范毕业的，受父亲影响很深，很有文化，夫妇间能诗词唱和。我年幼的时候就听母亲讲，日本对中国野心很大。比如橘子好吃，日本的老师就教导小孩，最好的橘子都在中国，要吃橘子就要去中国。父亲给我留下一个书桌，书桌里就有宋教仁、黄兴、秋瑾的《荣哀录》、《饮冰室文集》等。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日本要灭亡中国。
高中时我就写过一篇左翼小说，我们班上还办墙报，宣传爱国主义，在同学中影响很大。1934年高中毕业时，由于理科基础好，也受科学救国的影响，上大学考的是工学院。“一二·九”运动后，就全身心投入救亡运动。
笑蜀：你的整个学生时代受的都是左翼影响。
李锐：都是左翼影响，尤其是鲁迅的影响。鲁迅的书看了很多，书店都能买到。
还有一个家乡关系。我的老家是湖南平江。平江很早就有共产党组织，有大革命留下的基础，有彭德怀起义，红白斗争非常激烈。我家跟共产党的渊源也很深。我父亲的两个同乡知交都是党早期的关键人物，方维夏是毛泽东第一师范时的老师，另一个叫李六如。他们两个在北伐时，都是谭延第二军的师党代表。李六如写过小说体自传《六十年的变迁》，内中提到我母亲——“李家媳妇”的。
方维夏也是日本留学的，回来是湖南省议会的议员，跟我父亲年龄差不多（我父亲是1882年生的）。李六如比我父亲小六、七岁，参加了辛亥革命，1913年才去日本留学，受河上肇的影响，在长沙办学校，在家乡办工会、农会，结识了毛泽东。1922年经毛介绍入党，抗战时期做过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他的原配夫人跟我母亲是同班同学。当年毛泽东经常去李六如家里。李六如夫人告诉我母亲：毛的长褂子，我不知道帮他洗过多少次，毛不讲卫生。我父亲去世后，灵柩从水路运回平江时，方维夏曾抚棺痛哭。1934年，方在湘赣边区被国民党杀害。
一个是社会影响，一个是家庭影响，我母亲就跟我讲过，父亲认为，将来天下是共产党的。所以我从小就左倾。主要对蒋介石不满，日本侵略蒋介石不抵抗，而且搞独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我就认为中国要民主，要强盛，希望就在共产党。
“一二·九”运动时，我是武汉大学闹事的头头，随后是武汉秘密学联的负责人。在学校有公开的学生救国会，我们四十多个进步同学，还成立了秘密的“武大青年救国团”。因为有助教参加，不完全是学生。
当年武汉找不到党的组织，我们八、九个最信得过的秘密学联中的人，于1936年下半年，自发成立了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武汉临时支部”，并在1937年2月，在谢文耀家中举行了一个很庄重的入党宣誓仪式。谢文耀是解放战争时在河南牺牲的，时任中原《七七报》副社长。
笑蜀：你们当时不知道当共产党危险吗？
李锐：知道危险。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被蒋介石追杀。长沙“马日事变”时，我在街上看见过被杀害的尸首。每杀共产党人，背上插着木标，由军队带领从街上拥过，还吹冲锋军号，有的头颅还悬挂在闹市。鲁迅在《铲共大观》中写的“革命被挂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就是讲这种事。他写了很多关于政治犯的文章。他的很多青年朋友被蒋介石杀掉了。
当时对蒋介石是恨透了。东北丢了，冀东自治，蒋介石不抵抗。所以那时候顾不得危险，在武汉大学闹的厉害，上街游行我是头头。
1937年5月，为了接上党的组织关系，我就离开学校到了北平，先后同去的有谢文耀和杨纯（杨已去世，离休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从此，我就完全变成了职业革命家，我们那一代进步青年多是这样。
笑蜀：当时除了读鲁迅的书，你还读过哪些进步书籍尤其是马克思的书？
李锐：那个时候读的进步书籍影响最大的就是《西行漫记》。完全是从救亡思想出发，要亡国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那时其实没有多少马克思的书可读，主要读左翼的书。马克思的书武大图书馆有，但那是英文版的。毛泽东的书根本就没读过，哪里有啊？
笑蜀：你们当时理解的社会主义主要是哪一种？
李锐：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那时我们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义。
笑蜀：为什么？
李锐：因为苏联强大。当时我们认为，苏联强大是计划经济的成就，对计划经济是正面理解的。苏联那时候被我们看成是人类未来的样板。
笑蜀：胡适那样的知识分子对你有没有影响？
李锐：他们对我没什么影响，那时我还骂过胡适。
笑蜀：为什么？
李锐：当时胡适办《独立评论》，我们也看，但是他对学生游行持批评态度。认为学生游行是可以的，但要遵守法律。他在《再论学生运动》文中说：“凡大规模游行，都应该在事前将路线和目的地通告警察机关，然后可以责成警察机关维持秩序。我在民国四年看见纽约市‘妇女参政’的五十万人大游行，民国廿二年看见过纽约市‘兰鹰运动’五十万人大游行，都没有丝毫的纷扰。”那时武大学生救国会办了一个刊物《救中国》，我就在《救中国》上发文章回应胡适。文章开头就问，胡先生写文章时“是在纽约还是在北平？”是否“将这两次运动的纷扰之罪加之于学生？如真是这样，那么，‘中年人’的心未免太毒了。”文章标题叫《胡论学生运动》（这篇文章已编入《李锐诗文自选集》，题目改为《胡适论学生运动》）。
笑蜀：那时你很讨厌胡适。
李锐：对，很讨厌。而且不止我讨厌，可能当时进步学生普遍如此。当时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在社会上占优势，武汉大学的教授和学校当局，对学生是同情的。当年对蒋介石闹革命是无可厚非的。现在有一种历史观，说这个革命到底应不应当搞还需要考虑。但当时没办法考虑，历史就是这样的，历史有它的必然性。
因受难而大彻大悟
笑蜀：你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在到延安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