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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５年：加拉罕清华演讲引起的风波
作者：金富军
1911年，清政府用美国退回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创办了清华学堂。同年，辛亥革命爆发，帝制覆亡。次年，民国成立，清华学堂改称清华学校，是为清华大学前身。早期清华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每周有很多演讲，邀请国内外各行各业名人来校演讲，借以开阔学生视野、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1925年4月，清华学校曾邀请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来校演讲。由于加拉罕是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的外交官，在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合围苏俄的背景下，这次演讲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加拉罕其人
十月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苏俄甫一成立，各帝国主义国家即采取联合干涉行动，企图将苏俄扼杀在摇篮之中。在列宁领导下，苏俄挺过了艰难时期，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并在外交上打开了新局面。
1923年7月，苏联政府决定派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为全权代表前来中国，同北京政府继续举行建交谈判。派出如此高级别的外交官，显示了苏俄对中俄关系的重视。
加拉罕是亚美尼亚人，本姓加拉罕尼扬，全名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1889年2月2日出生于第比利斯。早年积极参加俄国革命运动，曾两次被沙皇政府逮捕流放。“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二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并负责东方司的工作，是苏俄政府中有名的“东方通”。
中国人对加拉罕并不陌生。1919年7月25日，加拉罕以苏俄“代理外交总长”的名义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通常所说的苏联第一次对华宣言，亦称加拉罕第一次宣言。宣言“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秘密条约”，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废弃一切在华特权，并明确宣布放弃中东铁路的一切要求。1920年9月27日，加拉罕代表苏俄政府发表了包括八项具体主张的内容广泛的第二次对华宣言，其内容是第一次对华宣言的重申和具体化。1923年9月4日，加拉罕向报界发表了苏联政府第三次对华宣言，声明前两次对华“宣言的原则和精神仍然是我们对华关系的指导基础”。这三次宣言，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华外交截然不同，明确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一切侵略利益，赢得了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害的中国人民的好感，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加拉罕作为苏俄政府代表，连续发表对华宣言，其声名也随之在国内广为传布。
加拉罕来华后，受到中国政府官员以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欢迎，收到了大量民间团体，工、商、学界的贺信，擅长外交的加拉罕也广泛地接触中国社会各界，为他在华使命做大量宣传。对于加拉罕的各种外交活动，作为苏俄对手的英、美、日等国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与密切关注。
清华演讲
受清华学校邀请，加拉罕于1925年4月21日晚8点，在清华对三四百名师生发表题为《苏联政府与远东人民之关系》(也有报道题作《苏俄与东方民族》)的演讲，简要阐述苏俄外交政策要点及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区别。加拉罕用俄文演讲，由俄文专修馆教习译为中文。
加拉罕指出，苏俄的内政制度及外交政策，均由列宁创造。列宁详审世界政策发展历程，根据苏俄国内实际情况，制定了切合国情的内政与外交政策，创立了崭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俄的使命是联合被压迫民族与国际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加拉罕指出：“帝国主义一词，在中国已常引用，中国革命的人民，用以代表各种压迫侵凌掠夺之意义，诚属恰当。近日中国进步分子，莫不以争自由除恶魔为目的，若能了解何为帝国主义及其侵入之形式，可愈有成功之望矣。”他又指出：“帝国主义乃一种经济制度的现象，资本主义已成弩末，进一步即人于社会主义制度。”帝国主义不能长久，社会主义继之而起，从而创造出新的时代，新时代第一页即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共和国之成功，非仅表示被压迫之工农阶级之胜利，非仅表示前俄帝国中被压迫民族之成功，更表示此及世界被压迫民族争自由之发端。”这些内容基本上与当时苏俄国内的理论相一致。
据考察，现代意义上的“帝国主义”一词，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日本传人国内。但传播范围有限，影响并不大。到20年代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兴起，帝国主义被列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而逐渐为人熟知，并成为中国现代革命话语系统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1925年前后，正是中国共产党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如火如荼时期，也是“帝国主义”被国内各界认识并接受的时期。加拉罕所宣讲的，正是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内容。他认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第一页即为苏维埃共和国，演讲结尾称，“苏维埃政府对东方各国及中国所持之政策，皆一本其友善之态度”，明显具有宣传色彩。
演讲中，加拉罕还称赞“清华学校现在的教育方针，是提取外人特长之点，而予学生在国内有明白本国情形的机会，这是极好的。”这种评论符合清华的实际特点，但以点睛手法托出他人的优点，也显示出一位外交家广交朋友、善结人缘的干练。
舆论风波
当时的清华学校虽属外交部管辖，但相关重大事宜，最后还得听从美国驻华公使馆。或许是顾及到清华本身在这种隶属关系中的特殊性，加拉罕在言语之间对帝国主义更多的是分析，而不是激烈的批判，所以清华学生亦认为“前次加使演讲，并未含有过激意味。”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线分明的国际形势中是不多见的。
尽管如此，由于加拉罕本人的特殊身份与清华的特殊背景，这次演讲还是引起了很多关注。4月23日，英文京津《泰晤士报》发表社论《清华之过激主义》，称：“俄使加拉罕在清华演讲，以其过激主义，煽动学生。清华为美国赔款所设立，美政府既不承认苏俄，当根本不承认其所持之主义，更不容其主义之宣传于清华。清华学生，皆专心求学，预备留美，过激主义之侵入清华，将妨碍彼等留美之权利云云。”
对《泰晤士报》的无礼指责，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依据实际情况，立即致函力驳其非，指出：“清华学校之目的，在求完美的教育，在造就眼光远大、判断力强之人才。清华学生，年龄虽不甚大，然对于种种思想之优劣，皆能切实判别。故不论俄使所讲之正当与否，适宜与否，清华学生各人皆能作精审之考虑，以判别其价值。且清华邀请各方面人才演讲，以明白现今世界思想之潮流，加拉罕演讲，不过千次中之一次耳，与学生学业，决不会发生任何影响，可毋庸顾虑。”况且，加拉罕演讲“并未含有过激意味”，因此，《泰晤士报》的指责，“诚出人意料之外也!”言下之意，对方大惊小怪，实在是毫无由头。
但是《泰晤士报》并不理会清华的反驳，仍固执己见，认为美国政府并未承认苏俄政府的合法性，清华不应该邀请加拉罕来校演讲，更不应该听任过激主义宣传于清华。意思无非是，清华由美国退款开办，理所应当应与美国保持一致。
面对《泰晤士报》的再次指责，曹云祥校长、谭唐教授复函批驳。谭唐即GeorgeH．Danton，此人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士、博士学位，历任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员，哈佛大学德文导师，巴特勒大学德文教授，纽约大学交换教授等职。1916-1928年在清华教授德文。谭、曹信中强调，清华乃中国之学校，独立办学，以养成适用中国之人才为宗旨。美国不承认苏俄，那是美国政府的事情。中国既然已经承认苏俄，则清华邀请苏俄驻华大使来校演讲自然是中国内部事情，不属于国家问题。曹云祥信中还指出，加拉罕在清华演讲仅是现代文化班的一种副课，其目的在比较当今各国政治问题，苏俄问题不过其中之一而已，《泰晤士报》的反应未免小题大做。
《泰晤士报》对这次演讲的无礼指责，在社会上招致了不小风波，也引起了美国公使馆的注意。公使馆向清华提出质问，希望了解此事。曹云祥校长向董事会详细汇报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董事会又向美公使馆汇报。美国公使馆可能觉得无需大惊小怪，没有再追究，此事遂不了了之，一场风波随之平息。
加拉罕的这次清华演讲，本来是一次非常普通的演讲，一经《泰晤士报》聒噪，立刻变成一桩牵涉中、苏、美的国际性事件，其中固然有新闻报道为追求轰动效果而刻意夸大、故意渲染的成分，但也反映出当时中国内政不能自主、教育不能独立的窘况。
(责任编辑 赵友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