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父亲楚图南和几位老朋友的交往
作者：楚泽涵
《一》
吴晗(字辰伯)是父亲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在昆明就认识的朋友。当时吴晗叔叔任教于西南联大的历史系，父亲则在云南大学任文史系主任，与吴晗是同行；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父亲和吴晗又担任民盟云南省支部的领导工作，吴晗负责联系青年学生的工作，两人又成了同志，父亲称呼吴晗为“辰伯”，吴晗则称呼父亲为“图南”，这个习惯一直沿用到新中国建国以后。
1946年，吴晗随清华大学复员回到北方。父亲则在当年七月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同志被暗杀后处理一些善后事宜，并在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避难”一段时间后去了上海。1948年底父亲取道天津和静海到了河北省平山县的李家庄，此后不久，吴晗也到了李家庄。这段时间，父亲和胡愈之伯伯、沈兹九伯母、周建人伯伯以及吴晗等朝夕相处，后来又在1949年3月随齐燕铭叔叔一起进北平，参加北平军管会的工作，一起接收了当时在北平的北大、清华和辅仁等大学。父亲和吴晗又成了朋友。
1949年3月，随国共双方在北平进行“和平谈判”，北平和上海的邮路开通，我们接到父亲从北平寄来的平安家信，母亲和当时在上海的我和弟弟、妹妹等四人，得到父亲的消息，当然十分高兴，我母亲立即给父亲回信。考虑到在上海的母亲和孩子们的安全，按父亲的安排，寄到北平的回信不能写父亲的名字，嘱咐母亲将回信写到北平的某个地址，收信人则写“吴辰伯”。母亲考虑到她的笔迹容易被辨认，因此信封是由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来写，这也是我和吴晗叔叔的一点“文字之交”吧，而且我从此也记住了这个和父亲联系在一起的名字。
在父亲和吴晗一起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期间，吴晗送给父亲一本他写的《朱元璋传》(是该书的最早版本)，这本书我家的兄弟和妹妹都看过，甚至在文革期间，也只是撕去封皮，换了一个书皮保留下来，一直到父亲去世以后。这本书写的是朱元璋起家和做皇帝的史实故事，给我留的印象很深。上世纪60年代，当时提出了一个口号：“广积粮，不称霸”。我们马上想起这个口号似曾相识，并在《朱元璋传》中找到其出处：朱元璋打下安庆以后，某个后来被他“赐”为“国姓(朱)”的宿儒给他出的主意：“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在文革后期，基本上没有新书可看的时候，这本《朱元璋传》被我们时时翻阅，一方面是怀念书的作者，另外对书中记述的朱元璋在起兵后，一面抗元，一面对处心积虑的对付与自己不是一个方面军的张士诚、陈友谅辈，开国后所制造的株连几万人的胡惟庸、蓝玉等案件的种种故事颇多感慨。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和吴晗各自忙于不同岗位上的工作，来往比过去少了，但是由于都在民盟担任职务，也还有机会见面，工作中也或许有些歧见，但是仍然是同志和朋友。1959年国庆10周年前夕，有较长一段时间吴晗没有来参加民盟中央的活动，当时担任民盟秘书长的胡愈之伯伯很注意内部的团结，担心吴晗对民盟的工作有什么意见，于是约了过去和吴晗比较熟悉的父亲去看他。在和吴晗的交谈中了解到，吴晗是在1959年春季得到胡乔木传达的毛主席的指示，大意是，要学习海瑞的精神，敢说话；又说吴晗是研究明史的专家，想请他写点有关海瑞的文章。吴晗说，这一段时间，他摈弃了一切活动，收集资料，研究海瑞，写文章。后来在1959年国庆节前不久，吴晗的文章《论海瑞》在《人民日报》发表，据说文章还经过胡乔木修改。后来在1960年初，又写成了历史剧《海瑞罢官》，而且还演出过几场。
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这在文艺界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当时担任民盟秘书长的胡愈之已经意识到是一场运动的开始，而且民盟又首当其冲，鉴于1957年民盟机关许多同志被打成右派，使机关工作都难于维持的前车之鉴，因此不免有些焦虑，于是找到父亲商量和交换看法。父亲当时刚公开共产党员身份不久，正忙于人民外交工作，和文艺界联系相对少了些，情况不是很清楚。两人有过这样一次对话：
父亲问：“写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的姚文元是什么人?”
胡愈老说：“是上海滩上的姚蓬子的儿子。”
由于知道姚蓬子过去的叛变行径，父亲很不以为然：“吴辰伯再有不是，也轮不到姚蓬子的儿子来骂嘛!”出于对朋友的关心和信任，还说过：“胡乔木应该出来说话嘛!”
当时这些话只能在两个人间说说。胡愈之主持的民盟工作，在批评吴晗的问题上只是应付：拖一段时间，然后开几次“座谈会”，批评批评“学术观点”；甚至到了1966年5月16日，那个有名的“五一六通知”传达后，民盟中央在五月底才有个“关于停止吴晗在民盟中央和北京市职务的决定”。也就是并没有罢免和撤销吴晗在民盟的任何职务。实际上，当时的民盟中央在胡愈老主持下，基本的办法是静观待变的应付；而且民盟的老同志中没有任何人对吴晗落井下石。可惜的是直到后来，也没有听到过胡乔木出来对吴晗写有关海瑞的文章一事的说明。——这是后话。
吴晗在新中国建国后主持编辑过一套《中国历史知识丛书》，每本是32开本的很薄的小册子，每一本记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或一个重要事件，历史资料比较翔实而且容易记忆是这套丛书的优点。父亲陆续买齐了这套丛书，放在书柜中最容易取出的位置，不仅他阅读，而且将其规定为孩子们必需阅读的书目，说是让我们增加和记住一些历史知识。到现在为止，我的许多历史常识除了中学课本中有限的内容外，很多是得益于这套丛书。我现在之所以没有被荧屏上穿着古装的大辫子和小辫子给“忽悠”了，在颇大程度上得益于这套丛书。
谢谢吴晗叔叔!
《二》
胡愈之是父亲从1948年冬季在河北平山县的李家庄认识后的终生的、真正是肝胆相照的同志和朋友。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次父亲看到小报，提到造反派在北京邮电学院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陪斗的一批人中还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愈之”，并附有这些“反革命分子”胸挂黑牌的照片。而据小报上的批判材料则是建国初期，胡愈老担任出版总署署长，出版了一大批“坏书”。其实父亲明白，当时宣传出版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负责人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秘书长胡乔木。
虽然有被批斗的经历，但是胡愈老仍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被完全“打倒”的少数知名人士之一。当时民盟被解散，担任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胡愈老，则因为相当多的委员、甚至副委员长都被“打倒”，人大常委会根本没有任何活动。胡愈老只是偶尔出现在某些迎来送往的活动或是红白喜事的名单中，说不上有什么正式的工作。但是胡愈老并没有消极，据我所知，有几件事情是和胡愈老分不开的：
1972年，串联周士钊和杨东莼向毛泽东上书言事：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要求“广开言路”，“关心青年”，“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