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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给世间留下了什么
作者：刘仰东
花十年心血几译而成的《资本论》(第一卷)，穷二十年精力完成的六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大量学术著述，和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并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五老”，大体就可以概括侯外庐先生留给学术界的遗产。但是，和其他一些名家不同的是，侯外庐这些成就背后的人生阅历，记载寥寥，更非广为人知。正因如此，前些时候我走访了他的长孙、如今也已学有所成的侯且岸教授。
结识李大钊
侯外庐1903年生于山西一个著名的地方——平遥。相对其他几老，他要年轻10岁上下。侯且岸认为，爷爷的经历在同辈学者中，是颇具典型性的。即生在世纪之交，幼年受私塾教育，启蒙于五四时期，求学于二三十年代(接受新学、出洋留学)，成就于三四十年代。这就导致后来出现了一个看上去有点不近常理的现象：被视为对文化事业是一种摧残的战火年间，却成为国内一代学人成果叠出的时代。侯外庐的四部力作——《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船山学案》，都诞生于抗战年间。从事学术史研究的侯且岸说，祖父的个案绝非孤证，而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因而没有理由忽视抗战期间的文化建设与思想启蒙。
说到祖父的学术之路，侯且岸特别提到了李大钊。也可以说，李大钊是侯外庐一生为之献身的学术事业的引路人。上世纪20年代初，年轻的侯外庐从家乡进京赶考，被政法大学和师范大学同时录取，一般考生此时面临的是选择哪个学校或哪个专业的问题，侯外庐则断然决定，同时就读两校，在政法大学攻法律，在师范大学攻历史。可见他的求知心情有多么迫切。苦学期间，他最早接触到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字，便是李大钊所写的文章。
1924年，经早期共产党员高君宇介绍，侯外庐结识了时任北大教授的李大钊。此后，侯外庐经常就对中国前途的认识、对各种理论的见解等问题登门向李大钊讨教，并借阅一些相关著作。直至晚年，他还清楚记得向李大钊借过的书中，有一本是布哈林写的《唯物史观》(英译本)。李大钊几次向侯外庐提到《资本论》，抱憾中国还没有一部较为完整的译本，他曾反复说过：“拼上半生功夫研究《资本论》，也不一定能得其要领。”李大钊又介绍侯外庐认识了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另一位北大教授陈瀚笙。后来，侯外庐和几个朋友筹办刊物《下层》，但资金短缺，便向李大钊求援，李自己的生活也很清苦，但仍帮忙从邻居李石曾家借了一笔钱交给侯外庐，并嘱咐说：“这是李石曾太太的钱，你一定要还。”《下层》问世后，尽管很受读者欢迎，但麻烦也随之而来，由于刊物宣传的是进步思想，很快被军阀政府取缔。《下层》遭查禁后，侯外庐为还那笔借款，又去见李大钊，这是他和李大钊的最后的一面，也是最难忘的一面。当时正值“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遭通缉，已避难于俄国使馆的兵营。
见面地点约在东交民巷道升洋行。侯外庐后来回忆，李大钊是登梯子越过一堵矮墙过来的。侯外庐向李大钊表示，“很想先在理论上追求真理”。李大钊说：“先从理论下手也好。”他强调，应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入手，并赞同侯外庐提出的翻译马克思原著的打算。正是这次谈话，用侯外庐晚年的话说，“决定了我一生的方向和道路”。
1927年4月，李大钊遇害。此时，侯外庐已携妻离开北京，到哈尔滨寻求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李大钊虽然牺牲了，但他的境界、学识、人格和操守，一直激励着侯外庐，几十年而不变。
初译《资本论》
1927年夏天，侯外庐夫妇登上驶向巴黎的火车。此前，在哈尔滨等签证的时候，他意外地在书摊上买到了《资本论》等数种经典著作的英、日译本，于旅馆中连日研读，想起李大钊生前的嘱咐，侯外庐决定，把翻译《资本论》作为赴法求学的目的。
到法国后，侯外庐只在巴黎大学挂了一个名，就从字母开始学习德文，为直接翻译德文本《资本论》作准备。1928年，他正式动笔翻译经恩格斯审定的《资本论》德文第四版。同年，经成仿吾介绍，侯外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翻译《资本论》，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转换问题，因而过程之艰苦，是可想而知的。各种学科障碍重重，每遇难点，侯外庐往往不得不停下笔来“补课”，西方古典哲学、哲学史、政治经济学、经济史、莎士比亚戏剧、歌德诗歌、数学、机械学……都在侯外庐的“补课”范围。由于必须倾注全部精力，勤工俭学之“工”已形同虚设，基本经济来源被切断，侯外庐夫妇只能靠家里寄来的一点钱维持生活，渐而由坐吃山空终至囊空如洗。大体马克思写《资本论》时遇到的困境，侯外庐在翻译时也体验到了。几十年以后，侯外庐曾这样回忆那段时光：
在法国，我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除了上图书馆，除了为党做一些必要的工作，几乎足不出户。巴黎是西方文化荟萃之地。我在巴黎附近生活了三年，一次不曾参观卢浮宫、凡尔赛之类的名胜，一次没有进过剧场去欣赏法兰西的戏剧和音乐。我只有远望埃菲尔铁塔，而从未得闲去登临其巅。我把在法国享受到祖国享受不到的自由，全部献给了学习和翻译《资本论》的工作。付出如此代价，换来的成果是，两年试译，译完第一卷二十章。
实际上，早年译读《资本论》的艰辛，又何止这些笔墨所能形容的点点滴滴呢!我翻译《资本论》十年中，文字上最难进展的时期，是旅法试译的两年。这两年中译得的二十章，我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下来的。每一段文字的突破，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十几年后在重庆，郭沫若曾告诉我，梁启超形容自己的能力时说过：点起一盏油灯，日文就学会了。而郭老自己，则一星期就学会甲骨文。这番话虽说是趣谈，却让我感慨不已；我没有梁启超、郭沫若那样的天赋，对我来说，早年翻译《资本论》，从来不曾体验过走一步捷径的滋味，只是全心全力地啃着坚果，而乐在其中。
当时，精通日文的廖梦醒也在法国，她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拿侯外庐的译稿和日文版《资本论》进行核对，然后告诉译者：和日文版比较，中文意思表达得可以。这简单随意的一句话，侯外庐却感到胜过任何褒奖，信心也因此倍增。
1930年，因一贫如洗，实在无法维持生计，侯外庐不得不收笔，带着妻儿和《资本论》前二十章译稿动身回国。去莫斯科转接组织关系时，途经柏林，侯外庐特意在此停留了两天，找到正在柏林的成仿吾，希望通过他转告正在莫斯科的张闻天，为自己争取一个留在莫斯科继续翻译《资本论》的机会。成仿吾随即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介绍信，并建议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把郭沫若从日本请到莫斯科，和侯外庐共同完成《资本论》的翻译。离开柏林时，为避免麻烦，侯外庐把二十章译稿暂存在成仿吾处。在莫斯科，侯外庐尽管受到张闻天的热情接待，但这个计划终因被中共驻第三国际负责人张国焘否决而未能实现。
此后，侯外庐又几次从零开始，再译三译四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