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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伯纯与西安事变的情结
作者：申晓亭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转折点，它结束了十年内战，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英国记者勃脱兰，在写中日战争时，第一句话就说：“中日战争的第一枪是从骊山的华清池边响起的。”
当年西安事变的参加者，如果活着，差不多都是过百岁的老人了。我父亲申伯纯就是一个西安事变的亲身参加者，如果活着，今年108岁了，可以说父亲的一生都与西安事变有着密切的关联。
亲历西安事变
父亲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怀有报国志向，毕业后赴广东汕头参加大革命，1927年因不满蒋介石的反动政策，离开广东，投奔西北军，受到杨虎城的信任与重用，授予少将军衔。1934年春，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危难时刻，父亲认为要想抗日救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毅然决然排除一切困难，参加了革命，为党做地下工作。1934年秋，父亲曾向南汉宸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南汉宸说：“你已经是共产党员了。”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1月初，父亲奉南汉宸之命去南京见杨虎城，首次向杨虎城介绍了“八一宣言”的内容，并提出与红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的问题。12月，父亲将南汉宸有关停战合作六条协议的亲笔信示与杨虎城，杨虎城表示同意。
1936年2月，杨虎城与党的代表王世英、汪锋在西安就两军停战、合作抗日、建立交通站等问题正式交换了意见，从此杨与陕北中央建立正式关系。
此后，父亲一直在杨虎城身边，1936年2月，杨虎城成立绥靖公署交际处，委任父亲为交际处长，开展对东北军的联络工作，同时进行秘密联共抗日的活动。这一年，父亲在取得党的联系下，为推动杨虎城反对内战，联共抗日，祛除张杨间的猜疑，形成张杨间的联共抗日合作，以及掩护党的交通，向党供给重要情报等方面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
12日清晨，捉到蒋介石后，在新城大楼，张学良对高崇民和父亲等人说；“我这个人胆大包天，现在我把天捅了个大窟窿，这件事究竟怎样收场，你们要想办法。现在全中国的命运在我们手里攥着，我们不能胡闹，我们要对全中国人负责!你们马上要组织一个设计委员会，负责研究一切善后问题，对我和杨先生两人负责。你们就去开个名单来，送给我和杨先生批准后，马上就开始工作。”
为了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杨虎城又任命我父亲为十七路军政治处处长。
12月14日，西安各界在南苑门大礼堂召开群众大会，到会群众有两千多人，由父亲代表设计委员会作报告，宣讲这次事变的经过和意义，到会群众反应非常热烈。父亲还向十七路军驻西安部队连排级以上官佐作过几次同样的报告。
继25日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后，29日，在西师大礼堂，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召集学生开会，到者约千余人，要求当局对放蒋介石回京一事进行解释，军委会(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特派身为绥署政治处长的父亲参加。父亲即席讲演，根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宗旨解释了抗日大局的需要和放蒋的保障条件，稳定了群众的情绪。
之后，蒋介石背弃信义，调遣大军威胁西安，围绕着是战是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发生了日益激剧的分歧和斗争。父亲遵循党的指示，坚决主和，反对战争，因此几遭极端者的暗害。
当年的父亲，英俊潇洒，激动起来，面色白里透红，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声情并茂：“我们为什么要捉老蒋呢?就是因为他不抗日……”洪亮的嗓音牵动了数万人的心。父亲在西安事变中能有所作为，做出贡献，他总是归功于时代的造就和党的引导，他说自己是“时代的幸运儿”，庆幸自己“在歧路彷徨的时候，总是走比较光明的路。”其实这一切跟父亲的性格也有关系，父亲是个有志气、有勇气、有魄力的血性男儿。“当亡国奴我是绝对不干的!”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促使父亲完成了思想政治的转变，而一旦皈依革命，“便对党和革命事业绝对忠实，在任何危险的时候都没有动摇过”。
西安事变后，1937年3月，叶剑英找我父亲谈话，中央批准，父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也是父亲人生的转折点，从此父亲在革命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的征途。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曾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高级参议、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议长、八路军总部情报处副处长、华北局国军工作部副部长、军调部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副处长等职。
一直没有忘记西安事变
194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十周年纪念，在延安召开的纪念大会上，周恩来说：“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应人民心意逼成的……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裁判。”父亲也在大会上作了报告，讲述张杨被逼上梁山，逼蒋抗日的经过，写文章《回忆双十二》，由新华社发到各解放区报纸登载。
全国解放以后，父亲曾任政务院秘书厅主任，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问等职。
父亲亲身参加西安事变，一直感到有责任把自己亲知亲闻的有关情况如实地记录下来。只是长期的战争环境使他没有时间从事这项工作，开国伊始，也是工作繁忙，无暇及此。直至1955年，父亲到政协工作，公余有暇，才开始着手实现这个多年的宿愿。
1956年6月父亲向组织提出申请：“两年以来我有一个志愿，就是想以西安事变作题材写一本长篇的统一战线小说。我想这在统战工作方面和文艺工作方面都是需要的。但是这一工作是极艰巨的。为了准备做这一艰巨工作，两年以来我曾读了不少中外文艺的书籍。我也曾就我记忆所及写出了一些有关的西安事变的史料和搜集了一些有关的资料。这个工作我准备作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长期打算，也准备作为我一生有价值的贡献。不过我现在担任的事务性工作相当多，使我构思写作的时间太少，因此感到相当吃力。希望组织上今后对我的工作安排上能够适当地减少一些事务性工作，帮助和鼓励我完成最后的志愿，这是我衷心迫切的请求。”
1956年12月12日，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的座谈会上，周总理称张学良、杨虎城“大有功于抗日事业”是“千古功臣”，号召有关同志写文章。在总理的支持下，父亲更是不遗余力。他在自己的回忆的基础上，寻找当年的知情人进行采访，随问随记。在那两年他采访西安事变亲身经历者就有：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罗青长、南汉宸、徐海东、高崇民、郭增恺、刘多荃、王菊人、王卓然、洪钫、于学忠、应德田、李维城、赵彦青、卫立煌、邵力子、李志刚等。其中许多人已经陆续不在了。父亲还大量查阅并记录了当时的新闻报道以及档案资料，如：《西京民报》、《上海大公报》、《中央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