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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怎么成了“贫下中农的死敌”
作者：赵德新
赵树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作家。他熟悉农民，热爱农民，一生扎在农村写农民。他的作品有着浓厚的乡土味，吸引着各个层次的读者，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他能写出各种形式的文章，通晓民间的吹拉弹唱。毛泽东誉他为“人民作家”，胡耀邦把他同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老舍并列，称为“中国近代的大文豪”，“语言艺术的大师”。可悲的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却在“十年浩劫”中历经摧残，蒙冤去世。而他离开人间时，竟然还背着一个“贫下中农的死敌”的罪名。
扎根农村获得创作不尽源泉
赵树理1906年9月24日出生于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赵和清在农业上是把好手，还是村里“八音会”的拉弦能手。赵树理小时候放过牛、驴，挑过炭，拾过粪，跟着大人参与村里的婚丧大事，走亲戚拜年，参加“八音会”活动。这使他从小就了解农村各个阶层的经济生活，懂得农村各方面的知识，熟悉农民的各种语言，把根深深扎在农村这块土地上，是赵树理以后进行文艺创作的不尽源泉。
1925年，老赵考上了长治师范。在这里结识了王春、王中青、史纪言等进步青年，接触到了党的组织，看了不少进步书刊，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迪和新文化的影响，思想有很大提高。他开始写新诗，新小说，成了新文艺的爱好者。但这时候写的东西，还是欧化句子、“学生腔”那一套。
1926年，山西的形势有了大变化。阎锡山大抓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老赵不得不跑来跑去，被捕、坐牢、受审，又四处流浪。生活无着落，就写点小文章糊口。他一面和文艺青年来往，一面和农村老百姓接触。从这两方面文化生活的对比上，他看出了新文艺还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而广大人民群众和新文艺一点不发生关系，还被封建迷信、武侠、淫秽等读物笼罩着。许多文艺作者不屑去理他们，他们也攀不着文艺的门坎。这时候，赵树理认识到，要使文艺为广大群众接受，非通俗化不可。于是，他开始实践用农民的语言写东西，提倡大众化、通俗化。在这里，王春给了他很大帮助。王春是当地较早的党员，老赵的同学、挚友和入党介绍人。他同老赵一样对旧社会农民所受的痛苦怀有义愤，对农民如何得到新知识充满热情。这样，他便同老赵一起研究、实践通俗化、大众化的道路。赵树理把王春称作自己 “从事革命文艺事业的头一个启蒙老师”，“自己创作上的精神支柱”。
几篇经典作品使他名扬四海
抗日战争爆发后，赵树理先后在《新华日报》华北版、《黄河日报》路东版和《中国人》报工作。这时候他一改过去的风格，开始写通俗化的作品。《黄河日报》路东版和《中国人》报副刊，整个版面二三十篇文章经常出自他一人之手。仅1941年，他在《中国人》报发表的文章就达150多篇。他用多种笔名写言论、小说、诗歌、快板、民谣、笑话，揭露敌人残暴、丑恶，号召人民起来抗日救国。报纸办得通俗易懂，有声有色，很受群众欢迎。
1943年1月，赵树理调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研究室工作。因为有了比较充分的时间下乡调查研究和进行创作，又由于平时老赵对各个阶层人物的深刻观察和自身生活的积淀，他一年之内便写成并出版了《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这两本小说，是赵树理的成名之作，是写新农村、新农民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划时代之作。
以往作品中的农民，是悲惨、痛苦的农民，甚至是被污辱、丑化的农民。老赵笔下的农民，则是获得解放、当了主人、扬眉吐气的农民。他们在为争取婚姻自由和减租减息同封建恶势力进行斗争。
以往写农民的作者，用的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农民看不懂，听不懂。老赵则是用精炼的群众语言，干净、利落、生动、幽默。他处处考虑农村读者的习惯和需要，不写长句子，不用生僻的字，使粗通文字的人能看懂，不识字的能听懂。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召作家创造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赵树理以实际行动贯彻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虽然由于解放区通讯不便，他这时候还没有看到这篇讲话)。1946年1月赵树理又出版了《李家庄的变迁》。
他的小说一出版，立刻震动了解放区文坛，受到农村读者的热烈欢迎。在人口不足500万的太行区，《小二黑结婚》就销售四五万册。彭德怀副总司令题词说，“像这种从群众中调查研究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他的小说在其他解放区也相继出版，甚至在当时的蒋管区也引起了很大反响。解放区农村剧团还把小说改编成各种戏曲演唱。一时间，小二黑、小芹、二诸葛、三仙姑、李有才等成了人们田间地头、街头巷尾议论的热门话题，赵树理的名字也几乎家喻户晓。美国作家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说，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
新的作品，新的人物，新的语言，新的风格，使赵树理像一棵参天大树，立于我国现代作家之林。他和他的作品还成了许多国家的研究对象。
这是赵树理人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他被公认为写农民的伟大作家，文艺创作的方向，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典范。不过，赵树理把“作家”看得很淡，他看重的是为群众服务。赵树理表示自己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他说：“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小唱本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这是我的志愿。”
坚持实事求是，抵制“左”倾思潮
1949年初赵树理进了北京。进城后，他常到天桥一带去，看到许多小戏园里人总是满满的，而上演的内容基本是“神仙托梦”、公子中举那一套，感到很惭愧，便东奔西跑找有关方面，想组织更多的人创作大众需要的新作品，改变这种局面，但效果不大。1950年起，他同老舍等人开始办《说说唱唱》杂志，也很不顺手，而且还屡屡受“批评”，多次作“检讨”，颇有动辄得咎的味道。例如：
《说说唱唱》第三、四期发表了一篇名叫《金锁》的小说。内容讲一个流浪的难民，流落在恶霸地主家，地主欠下他的工资不给，又骗来一个女难民，说要给长工娶妻。后地主强奸女难民未遂，要将二人一同治死。不料长工未死，投奔了解放军。小说发表后读者提出批评，有人甚至说“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于是，赵树理在《文艺报》上两次做了检讨。1951年6月，赵树理在《说说唱唱》写了一篇《武训问题介绍》，7月，鉴于当时反对电影《武训传》的大气候，他也做了检讨，说文章“没有划清革命和反革命思想的界限，因而失掉了正确的立场”。1952年1月，《说说唱唱》登了一篇介绍种棉花发家的文章，也受到读者批评，赵树理又检讨说，文章是“用单纯经济观点宣传种棉”，没有“给农民以更高的政治教育”，没有“宣传无产阶级在国家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