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让子孙后代记住任仲夷这个名字
作者：杜瑞芝
任仲夷同志离去，失去一位最真挚的同志，一位最敬重的良师益友，我感到很孤独，很失落，很悲痛!回顾过去我们之间无话不谈，开怀交心，使我获益匪浅。如今失去最可信赖的兄长，内心的痛楚，谁人知晓?!惟一能做到的是按照任仲夷同志的忠告，多读各家的书，多听各家之言，多想问题，继续发挥余热，又不患痴呆症。一年来，我正是这样度过的。
在纪念任仲夷同志逝世周年之际，让我再次倾诉我对师长的敬仰和怀念之情。
让子孙后代记住：任老是“立德”、“立言”、“立功”三立的楷模
在任仲夷同志病逝前两个多月的2005年9月初，广东省顾委联谊会，组织原省顾委部分老同志去华东参观学习，原定仲夷同志带队，我陪同前往。未料，仲夷同志患病住院，我成了领队。临行前的9月8日，我特地到医院看望仲夷同志。在华东各地十二天，我天天挂念着仲夷同志。9月22日下午返穗，23日和月底，我又两次到医院看望仲夷同志，彼此亲切交谈。我还和仲夷同志夫人王玄，一起听医生讲述病情与治疗方案。10月18日我第三次去看望仲夷同志，他已转到重症监护室，谢绝探望了。据医生介绍，已请专家会诊，还看不准，在观察。11月12日，我和老伴李秀文去看望仲夷同志。医生说，他病情严重了，仍在观察。此时，我还在想，仲夷同志那么乐观豁达，相信他会像以往那样战胜病魔，康复过来，我们又能天天见面，晚上一起散步聊天的。我万万没想到，过后三天，仲夷同志竟然驾鹤西去，从此永别了。
在仲夷同志家，协助王玄同志办理丧事时，我无法克制住自己的情感，痛哭了一场。也就在这时，我接到《南方都市报》记者来电，要求专访，介绍和任老交往的详情和感受，我当即答应。然而，没过两天报社同志告知，采访任老的报道都不让发表了。对此，我深感遗憾。
仲夷同志说“我的一生很平凡”，这是他的谦虚，事实决非如此。可以这样说，打从1935年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算起，仲夷同志长达七十年的社会经历，可歌可泣。他长期担任地方领导职务，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做了很多工作与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来这个阶段，是仲夷同志人生历程中最辉煌的一段乐章。在拨乱反正的年代，仲夷同志就充分显示其在政治上、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不移，态度鲜明果断的大智和“舍得一身剐”，敢为人先的大勇。早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要文章，揭开思想大论战帷幕第三天，仲夷同志便着手撰写，随后发表题为《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这篇深刻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同年，他还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这篇针对性、战斗性更强的文章，提出与华国锋针锋相对的“两个凡是”：“凡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要坚持；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就要坚决纠正。”正因为如此，仲夷同志成为参加全国思想大论战，批判“两个凡是”，“跻身于地方大员领先集团之‘三甲”’。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在我国处于两个历史转折关头，仲夷同志均被赋予重任：一是在粉碎“四人帮”不久的1977年2月，他从黑龙江调任到被毛远新把持多年的辽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期间，他冒着政治风险，伸张正义，为当代奇冤张志新平反昭雪，震撼全国。二是在1980年11月，他从辽宁调任到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前沿和先走一步的广东担纲、领航，历尽艰辛，顶住压力，排除干扰，为坚定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并开始搞活经济，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带了个好头。我把仲夷同志的生平业绩，概括为“三立”，就是立德——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立言——敢于和善于独立思考，坚持与时俱进，常有富于哲理和深度、令人信服的理论观点的创新；立功——千方百计为人民多办实事好事。仲夷同志是“三立”的楷模。
给“包”字划上句号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则以“包产到户”突破。因此，对“包产到户”态度如何，是检验我们对中国改革态度的一块试金石。全国如此，广东也不例外。广东当时的情况怎样呢?应当说，相当复杂。主要是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省委领导班子，对“包产到户”的认识分歧很大。在省、地和农口部门领导中，往往形成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对农民，主要的、更多的是采取硬纠硬扭，越扭农民越不接受，越纠搞“双包到户”和所谓单干的就越多。作为主管农口的省委领导，我在1980年省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同农民打了两年的拉锯战、消耗战。”因为我支持农民“包产到户”，曾受到某些领导的责难，是有压力的。好在到了1980年11月，仲夷同志到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众所周知，仲夷同志思想解放，很能坚持实事求是。仲夷同志到广东还不到两个月，在1981年1月22日省委召开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上讲话，用搞了“双包到户”增产增收、经济发展、市场活跃等大量事实，说明农村形势的主流是好的，党同农民的关系更密切了；已实行“双包到户”的地方，只要群众满意，能增产，对国家贡献增多，就不要硬改过来。他强调对农村出现的新问题，要分清主流支流，不要把问题看得过重，甚至夸大，走回头路；又不要不重视解决，放任自流。仲夷同志的总结，为在省、地、市、县领导层中对“包”字之争，总算打上了句号。诚然，此时仍有个别领导思想不通，甚至很不满意。据说听了仲夷同志的讲话后，有位县委书记忿忿不平地说：“原来任仲夷和杜瑞芝是一丘之貉。”这不奇怪，因为长期受到“左”的思潮影响，有人一时很难消除。但是，如要继续反对“双包到户”，已不成气候。
此后，争论还很多。“包”字之争解决后，到争一个“富”字即允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争一个“商”字即允不允许农民务工经商；到争一个“股”字即允不允许农民搞股份制；到争一个“雇”字即允不允许农民雇工等等。其焦点是姓“社”还是姓“资”，是前进还是倒退，是战略措施还是权宜之计。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仲夷同志和我的观点不谋而合，完全一致。例如，在1982年时，广东对鱼菜果等已放开市场经营，部分专业户开始富起来了，“万元户”成为议论的热点，被患“红眼病”的人责难。仲夷同志和我都认为，专业户靠勤劳致富，完全正常，应当给予支持。因此，在省农委召开的一次专业户座谈会上，仲夷同志特地赶来讲话，他说：“‘万元户’不算富，富了还要富。”一语惊人，流传甚广，影响很大，给带头搞商品经济的专业户吃了“定心丸”。又如，关于冲破“雇工”这个禁区，更是令人难以忘怀。农民搞了包产到户，解决了温饱问题后，部分能人带头拓展生产领域，扩大经营规模，追求生活富裕，这样就在种植业、养殖业乃至加工业方面，出现了十分活跃的搞雇工经营的承包大户。他们在千家万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