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看人看事我不再简单地相信政治标签
作者：邵燕祥
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回头看，亲历过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直到七八十年代的人，可以叫做“过来人”了。吴象此书，就是以过来人的身份写他的前辈和同辈之书。
这样的书，重在亲历，尤重真实。就读者这方面来说，从这样的书里，不仅想知道一些属于作者亲身的见闻，也想知道作者自己的态度和见解。
但这类书未必都能满足读者的要求。前些年，九十年代，我出于好奇心理，曾买过一位长时期(包括文革)中位居要津的“过来人”的一本书，书名诱人，叫做《××× 日记》，猜想他原先是记以备忘，未必打算公开发表的吧，应该有些独得之秘，或称第一手材料的，谁知翻开一看，大失所望，日记倒是日记，逐日缕述，但相当于每天报纸上要闻和社论的摘抄，加上些现成套话，不知当时就是这样记流水账以求“政治正确”，还是后来为公开出版而补办的。在日记这种私密性很强的文体中，竟看不到作者的真面目、真性情。作伪至此，令人一叹。
所谓日记如此，有些回忆录也是如此。某些名人回忆生平往事，本来也是个“看点”，但不少这样的文章取舍有偏。过去外面曾笑有人只夸功劳，讳言失败，“光说过五关斩六将，不说自己走麦城”；现在看到他们回忆往事涉及历次政治运动时，却又反了过来，“只说如何走麦城怎么挨整，不说曾经过关斩将的光荣史”了。这样的东西，给人的观感是：不可信。这种不可信的东西，为其作者计，其实出版不如不出版，不是说要相信群众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比谁傻呀”？看了这样的书，只能益增对作者的不信任感罢了。
吴象的书，于人于己，没有矫饰。
书中有一篇《革命前辈世纪老人李雪峰》，叙述了文革初起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的李雪峰，从受命接替彭真，紧跟而跟不上，与中央文革小组并不合拍，而左右为难，心力交瘁，而终不免在四年后的第二次庐山会议后又被打倒。吴象说：“挨整是痛苦的，等着挨整更痛苦，奉命被迫去整人，则是更大的痛苦。我经历过、感受过这两种的痛苦。我相信雪峰同志在这两方面的经历和感受，更不知比我要深广多少倍。”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在复杂而残酷的党内斗争中，“翻饼，烙饼”，绝大多数人都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充当过整人与被整的双重角色，只是不同角色的时间长短、程度深浅，以及后果各有不同。对于这一现象，现在人们已不讳言，不过，这是就总体而言，就每一个体来说，情况则须具体分析。
十年文革是集历次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之大成，几乎人人挨整了，也是成为促使大家认真思考的“十年教训”。吴象此书，不像文革刚刚结束时的一些文章，主要是为受迫害的干部辩诬和恢复名誉，而能够比较客观地记述作者所了解的那一部分事实，有助于历史研究者们从这些个案材料更接近当事者的处境和心态，拼出更近于历史原貌的情景全图。
例如，有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他们在受到打击时，到底有哪样的表现？吴象书中涉及的李雪峰、项南、毛联珏等人，提供了不同的例子，这就不是一句简单的组织纪律性或什么“忍辱负重”所能概括的。
书中引用了李雪峰的一段私人笔记，其中真实地记录了他以毛泽东思想的逻辑说服自己的过程：
在我倒霉的日子里，自我沉思修养时，我曾反复思索毛主席的一个告诫，以求自慰。即我作为来自群众的一个共产党员，既是党的一员，也是群众的一员，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宗就是群众，自己没有理由不相信群众。但矛盾的是，自己（群众）还不能相信自己，还必须相信自己（群众）。这两者的对立如何统一？只能服从，归于相信党，相信群众，而约束相信自己。这还是毛主席讲过的道理：当迷路的时候，你和大家商量，共同决定问题，即使犯了错误，也容易纠正。这就是说，即使自己明明白白知道路错了，也要从众，跟着错，尽管自己有时觉得冤枉、内疚，也要顾全大局，要经得必要的冤枉。
这样的前提和推论，把迷信盲从同避免犯错误联系起来，等同于“相信党”“相信群众”，把明知错误也要紧跟同“顾全大局”联系起来，等同于自我牺牲的党性。林彪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其实并不是林彪的发明，而是他总结了党内、革命队伍内相沿成习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但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甚至就是发现了错误也还要执行，这就是组织性纪律性的要求了。于是所谓相信群众相信党，就成了一要紧跟，二要从众，随大流没错。——毛泽东不是倡导过“反潮流”精神么？但那是表达他可以力排众议，一意孤行的气魄，正如他放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最典型的写照是他拉下了刘少奇这个国家主席，还有他提倡“海瑞精神”，据说却正是为了不要出海瑞一样。——总之，对于普通党员，乃至高级干部，都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符合中央以至顶头上司的要求，经过自律或他律，修养成驯服工具，长期以来的“听党的话”由林彪明确演绎为“听毛主席的话”。至于你，比如李雪峰，你“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也只能自责，不可追问。至于说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你就老老实实认罪去吧！
李雪峰去世后，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了妻子带着儿女们替他写的申诉材料，都没有发出，压在箱底。他曾经对女儿说：真理就是真理，不辩自明；他坚持认为，一个党员所做的一切，党组织最后总是会弄明白的。所以他从不辩解，受了多大冤枉，多大委屈，遭到多少人误会，也不辩解。不辩解，不等于他心里不翻腾这些事。一个在党内生活中备受历练，又多年参与高层政治的干部如李雪峰者，既不糊涂，更不麻木，也还没有犯老年痴呆症，他之所以不向儿女倾诉，应有他保护下一代的亲情考虑。以他的政治经验，他自是认为时机尚不成熟，申诉也是白搭，而且正如吴象纪念毛联珏一文中说的，“如果辩解，罪加一等”。还有书中记河北双树村支部书记贾满富的遭遇，1964年四清工作组根据揭发材料，命他检讨，他不服气，据实申辩，便开会批判，加了个“抗拒运动”的罪名，撤销职务，开除党籍。这样的事，不知凡几。高自彭德怀，下至一般右派分子，一经申辩，便是“闹翻案”，重拳打击，多少前车之鉴，李雪峰哪能不知道？李雪峰对儿女三缄其口，不仅是组织性纪律性强，更因他深知此中利害，自然不说为佳。1981年4月，面对中纪委派来的调查人员，李雪峰申诉、批驳、反诘，一连说了八天，问了无数个“为什么”。
原在山西工作，文革结束后曾任上海市委秘书长、北京市委秘书长和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毛联珏，在1982年春节，以五十出头的年纪抑郁而死。从吴象的叙述看来，他虽死于癌症，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死于捕风捉影的审查，“有罪推定”，一个题目没有做成什么文章，换个题目接着做。不要以为整人只是文革和文革以前的惯技，文革结束就缩手了。积重则难返，恐怕至今也是有的。内斗无日无之，原先是以什么路线斗争为口实，现在与时俱进，花样翻新。做老百姓不易，做一个正直的党员、正直的干部亦大不易。
历史研究者可以从吴象的书中找到“正史”的注脚，而我在阅读时，不免联想到今天的种种，这些恰恰从昨天来，只要原先的土壤没有大改变，它就仍然是老旧的弊政的温床。
吴象书中，除了《彭老总在太原前线》、《大写的人——记胡耀邦与中国农村改革》外，其它的记事怀人之作，都涉及了文革。其中《卫恒之死》，写的是文革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的两位省委书记之一，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卫恒。卫恒在半个月前(1967年1月15日)还在十万人大会上遭批判时高喊“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半个月后，1月30日早晨，却已在单独关押他的小屋死去，而当时的官方说法是“畏罪自杀”，以坐实他作为“叛徒”、“特务”、“走资派”之有罪。这个“自杀说”当时就受到人们的质疑。吴象文中叙述了事发后经过漫长的十八年，直到1985年6月才为卫恒平反昭雪。对卫恒平反过程的内幕，阻力来自何方，吴象不得其详，他就采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从略而不加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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