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七千人大会的现代启示录
作者：李彦春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6月底上市，两个月突破3万多册，目前正在加印中。一本学术类书籍能如此畅销，超出了编著者及出版社的预期。《变局》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毛组研究员张素华研究毛泽东28年，她倾10年心血打磨的力作填补了党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七千人大会上溯4年是“大跃进”，后推4年是“文革”，承上启下的七千人大会在党史的关节点上占有重要一页。七千人大会距今虽然过去44年，但该会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经验与教训——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尊重规律及不调查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尊重规律对当今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仍具警示价值。
寻找解困之路
七千人大会召开的背景：1958年“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使原本脆弱的国民经济遭受重创，饥荒蔓延全国。各级干部大干社会主义的心气从热情高涨的波峰跌至灰心丧气的波谷。针对众干部“气不壮”的挫败感及思想上的迷惘混乱及行动上不顾大局的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弄虚作假，浮夸成风等，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召开了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以统一思想、鼓舞士气。与会者7118人，简称七千人大会。会议上，中央领导以批评和自我批评、言路畅通的民主作风检讨了“大跃进”的错误并强化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的不可违逆。
最新版本《中国共产党简史》这样评价七千人大会：“会议对缺点和错误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1958年8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毛泽东理想中的速度是“用15年时间超英赶美”。显然，“大跃进”是他指望在短期内通达共产主义的一条捷径。
伴随“理想”速度的是乌托邦式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放开肚皮吃饭”、“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随之，全国各地竞放畸形跃进的卫星——亩产千斤县、万斤县“喜讯”连连。伴随“大跃进”同时出现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即全国农民共产私有财产，在形式上完成全民所有制，从而向共产主义过渡。一时间，全国劲刮浮夸风、命令风、跃进风、共产风。脱离实际、虚假繁荣之风在1958年的一幅壁画《一种树四种果》中有形象诠释——一棵树上结了苹果、桃、梨、杏4种果实。该画署名亦具时代特征“火箭二营”。
遗憾的是，毛泽东没看到令他愉快的浪漫主义的果实。正相反，如此挑战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大跃进”却朝着他憧憬的“幸福生活”的反方向发展下去——全国经济陷入困局，多地出现饥荒。1959年至1961年,中国人民陷入集体性饥饿！以致该比喻流传甚广——“1958年吃了皮肉，1960年啃了骨头。”王任重这样描述他亲眼所见：“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然而奇怪的是，嗷嗷待食的饥民与报刊上的“喜讯”——亩产千斤、万斤相互矛盾。1958年年末，毛泽东及时发现“大跃进”偏离了他设计的轨道，其败因是“做了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是因为脱离实际。”
违规苦果迅速显现——粮食极端匮乏，物质极端短缺（商店货架基本闲置），城市面临断粮危机。为保城市，中央开会落实粮食征购，然而在调配粮食调整指标过程中，却遇到抵触征购的强劲阻力（农村果腹尚难，谈何支援城市）。中央两次开会难以落实。邓小平针对地方各自为政、弄虚作假，一针见血指出：“数字不真实，困难也不真实，说假话，怕当老实人。”邓小平焦虑：“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希望。”主管粮食工作的李先念亦急：“搞得不好，城里开不了饭。”他拜托各省领导：“求求大家救救京津沪。”当时，京津沪市民大多饥饿浮肿。周恩来与人谈话必涉及“粮食”这一敏感字眼，非常时期，人们称他“粮食调度总指挥”。困局中，有人给突破困局、化解困局支招：召开一个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会议，“统一思想、调整政策”。邓小平同意。该建议报至毛泽东处，毛泽东提议会议扩大，扩大到县委书记以上。他下指示：“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总结经验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个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中央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地方）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7118位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在京开会。
会上，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强调凡中央犯的错误，第一个负责的就是他。针对经济工作，他批评自己：“没有经验，在没有认识其规律性之前，我们的行动带有盲目性，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干过许多蠢事。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还没有进入自由王国。”毛做自我批评，此为第三次。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历数自己两条“罪状”：大炼钢铁、人民公社。1961年5月31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检讨自己：“违反了经济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毛泽东带头做自我批评旨为营造肝胆相照、坦诚相见的民主气氛。他的目的达到了。民主气氛将大会引向一种变局——人人批评自己，人人承担责任。如山西省第一书记陶鲁笳检讨他没做调查研究就向毛主席汇报石楼县平均亩产千斤的经验，后证实是170斤。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亦相信了某地一亩地产粮一万斤的谎言。他之所以相信，是因他目睹“打场了”。殊不知，在他来参观的前晚，造假者将20亩水稻搬到一个场上，说是一亩地产量。王任重在会上批评自己:“现在看来，我们出了丑，我们在全国带了浮夸风的头。”的确，湖北在报上做过多次虚假宣传“粮食多得无处放”、“吃饭不要钱”。水电部的检讨是：“盲目上马很多得不偿失的项目。河南、湖北等省乱修水库造成大面积土地沙化……”
大会原定1月30日闭幕，不料，29日，毛泽东做出开一个“出气会”的决定。他这样解释他的决定：“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真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毛泽东幽默定性“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毛泽东欲通过“交心、出气”达到另一个变局——加强民主集中制，变上下交心为上下同心。即让人讲话，讲真话。他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难免有一天要垮台。”他借古喻今，“刘邦让人讲话而得天下，项羽独断专行而霸王别姬”。针对地方上一些“土霸王”，他不点名地批评了“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不肯揭盖子”的某省领导：“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凡是一人说了算的书记，就是一人称霸，就叫‘霸王’，而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有些人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毛泽东欲借大会出气。
对于“出气”的人，毛泽东阐明给予三不主义待遇——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他以秦穆公为例说明：“秦国3个将军打了败仗，被晋国俘虏，后来他们逃回秦国，秦穆公身穿孝衣迎接，说打了败仗不怪你们，是我的责任。”刘少奇率先响应毛泽东的“交心、出气、讲真话”。他指出“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此说来自1961年春，刘少奇在湖南宁乡做社会调查44天之感触。其间，他住在王家湾养猪场一间破旧空房里核实汇报材料中的“万头猪场”。经调查，只有几十头猪。所谓的“红旗大队”实则连年减产，减产导致农民几乎个个浮肿。刘少奇问农民原因？农民实事求是地回答：“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此次微服私访给刘少奇的刺激是：“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是该回头的时候了！”因此他在大会上脱稿讲话3个小时，其中引用农民的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还批评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他说：“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刘少奇承认“总路线是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有偏差，注意了多快，忽视了好省”。邓小平对“大跃进”的反思是：“大跃进没有错，就是猛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