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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中国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作者：王幼辉
“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结束，已过去整整30年了。“文革”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反思。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大浩劫，毛泽东为什么要亲自领导、亲自发动这场“大革命”？这些问题，已有很多文章叙述过。例如有人著文说：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是对干部的一次大审查，他容忍群众的“自发性”，让群众放任自流。毛泽东认为：谁好谁坏，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群众都“清楚”。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可放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检验。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对干部的一次大考验、大审查。就这样，在放弃了党的各级领导的情况下，各种矛盾，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积怨，就在失控的情况下爆发出来，掀起了全国性的群众斗群众，甚至可以乱抓人、乱打死人，造成全国的动乱。另方面，苏共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使毛泽东震惊，毛泽东想到，会不会他在百年以后，也会有人像赫鲁晓夫一样的来否定他，故他在“文革”中多次提到要注意身边的赫鲁晓夫。毛泽东认为：只有他，只要按他的一套，以阶级斗争为纲假想众多的阶级敌人，不断地革命，来治理、统治国家，中国才有前途，中国才不至变修，才不会变色，才会千秋万代。这是一般认为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的原因。还有一种认为，特别是广大老百姓，他们认为毛泽东要发动“文革”，主要是想除掉刘少奇等。刘少奇也是我党、我们国家的缔造者，少奇同志为我党、我国不论在革命工作、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有不可磨灭的功勋，这应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但自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毛和刘在某些大是大非上出现了矛盾，例如在1962年的7000人大会上，刘少奇明确指出，我们的工作不能老用一个手指头和九个手指头来评判（这是毛泽东常用的，即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而是应该用几个指头和几个指头来评价，又向毛泽东讲：历史上人食人，要上书；在四清工作上亦有较大分歧，刘少奇认为，四清工作是四清与四不清为主要矛盾，而毛泽东则把四清工作提到严重的阶级斗争上，是清理农村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大事；毛泽东也流露出让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有点大权旁落。老百姓只是看现象，因为党的二把手、国家主席可以遭这样的残酷迫害致死，这不是个人恩怨又是什么？但也有人说：如果只是解决刘少奇个人问题，对毛泽东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事，即不必涉及范围那么广、那么多人，故说是毛刘之争是说不通的。其实在“文革”中，刘根本没有与毛争，毛在发动群众之后，刘少奇毫无还手之力，就被打倒。但有这样认为的人，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想一想。到了1966年，如果还想用会议或用举手的办法来解决类似彭德怀同志的问题，那样是否还可行？毛泽东一辈子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他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一位女红卫兵说：你的名字不要叫文质彬彬的彬彬，而改叫“要武”。这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着全国红卫兵讲的。
为了国家防修也好，是因为毛刘之争也好，我认为都不是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根源。主要根源是体制，没有民主与法制，于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没有民主与法制，一个人说了算，天下没有不乱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要负主要责任，但体制要负最大责任。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有哪一位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出来反对过，在造反派乱打人，乱揪斗干部时，谁出来反对过，国家主席被害致死，又有谁出来说句公道话。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要开除刘少奇出党，除了陈少敏这位女同志不畏高压，在全会表决通过《审查报告》时，拒不举手，还有谁反对过？（陈少敏同志后来被残酷迫害）在“文革”前夕，毛泽东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他已经不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他喜欢杭州的西湖宾馆，喜欢华东的柯庆施。因为这个柯庆施讲过：“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崇拜毛主席要崇拜到迷信的地步。”这些“话”使毛泽东听起来多么舒服。毛主席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威？这是制度造成的。早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央政治局于1943年3月20日通过的《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在明确“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同时，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样就赋予了毛泽东超越中央集体之上的权力。翻开历史看看，在全国解放之前的战争年代，还没有见过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典型事例，那时是战争年代，大家都在“共苦”，毛泽东很愿意与大伙一道打天下，但建国之后没多久，在和平年代情况就不一样了。
1952年11月，刘少奇同志在苏联黑海边索契休养时，当时江青也在那里，她去看望刘少奇，并很认真地对刘说：“主席身体不好，以后中央会议上已经原则决定的事，你们几位领导同志可以办的，就不要事事请示主席，让主席多活几天。”刘少奇回国以后，把这个情况同周恩来、朱德等几位领导同志讲了。当时大家认为，这可能也是主席本人的意思，因为毛主席曾几次说过类似意思的话。这样，有些具体小事的文件就不送到毛主席的案前了。可能毛主席发现报他的文件少了，引起他不高兴。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写给刘少奇、杨尚昆的信中，说了几件事，其中有一条就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见王光美访谈录）
由此看出，毛泽东在建国后是不愿意放一点权的。毛泽东的战友彭德怀，就是因为对“大跃进”提了一点点意见，写了个万言书，开始连刘少奇都认为：彭总信中所说的是符合实际的。但后来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了反党集团，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彭德怀被撤职，“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彭德怀是毛泽东的老战友，一生立下战功无数，他保卫延安时，毛泽东写下“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又点将彭德怀率领百万志愿军，不畏敌军优势装备，不畏天寒地冻，拼着一口气，以人力拼钢铁，打赢了这一仗。但是不管他功劳有多大，只要你与毛泽东意见不一，你只有挨整的份。又如1964年12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刘少奇谈了与毛泽东的不同看法，受到毛泽东的多次严厉批评。对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出现分歧，党内不少人感到忧虑。因此朱德、贺龙等找到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少奇接受大家的意见，主动找毛泽东作自我批评。
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刘少奇也是站在毛泽东一边批评彭德怀的。刘少奇认为彭的意见虽然不算犯错误，但彭德怀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要人表态站在哪一边，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刘少奇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即顾全大局。
维护领袖个人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利益，这就是“大局”。这个逻辑能成立吗？
大局就是党的最大利益。那么什么是党的利益呢？人民的最大利益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妨翻开毛泽东在1945年4月24日写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他说：“应该使每个同志明，共产党人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著文《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讲到：“我们的责任就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就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同志们，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还是那篇《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又说道：“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的任何政党有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读了这几段毛著，可以看出，服从大局，是讲要服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这里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党有一条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路线。服从大局，绝非服从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或无原则地去维护领导人的个人权威。上世纪的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把毛泽东的权威提高到至高无上，下至老百姓，上至政治局常委，都把维护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当作维护“大局”，就是维护“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看来，毛泽东在上世纪40年代写的文章，我们没有学好，连写文章的人在建国后也忘记了，导致了建国后20年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悲剧。所以，真理光口头上讲，远远不行，要使它法律化、制度化、体制化，从而成为人人要遵守的准则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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