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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两位总书记
作者：史 甄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杰出贡献，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参加长征的十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人，他们也为长征的胜利，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其中就包括遵义会议前后的两位中共中央总书记。
有错误也有贡献的博古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博古（原名秦邦宪），原来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决定去中央苏区；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准备去苏联，在周恩来和王明离开上海前，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9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负总责。1933年博古与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在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的会议上，博古被推举为总书记。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他继续任总书记。当时，以周恩来名义在5月23日《红色中华》报上发表的文件中，公开称博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在博古主持中央工作期间，1933年9月来到中央苏区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掌握了军事指挥大权，他不运用过去几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又不采纳部队指挥员的正确意见，固执己见，独断专行，使红军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连连失利。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被迫决定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并得到共产国际批准。同时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筹划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准备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红军通过敌人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还算顺利，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刻调集重兵，部署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27日，先头部队控制了渡口，但因部队携带的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大部队还未过江，就遭到刚刚赶来的优势敌人的夹击。红军主力虽然突破了湘江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但部队损失惨重，在突击扩红中发展的新兵逃亡的也很多，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
湘江失利后，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痛心疾首，一筹莫展。12月12日，周恩来召集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李德和博古仍不愿意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主张避开敌人的重兵，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也是这个意见，周恩来也表示赞同。博古这时不再固执己见，李德则愤而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红军主力西进，于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18日，周恩来在黎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张闻天、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根据多数同志的意见，做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会后，周恩来把这个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质问周恩来，两人吵得很凶，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桌上的马灯都倒掉了，警卫员赶紧又把马灯点上。这时博古的态度已有转变，尽管他的意见被否定，但他服从会议决定，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开会。决定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还做出了“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的规定，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
湘江战役之后，大家议论纷纷，不论是随军长征的中央领导人，还是红军将领，都要求开会统一思想。1935年1月15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仍由博古主持，首先讨论行动方针问题，“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讨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这时博古已看出当时的形势，在报告中对军事指挥的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同时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了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被后人称为“反报告”。之后，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王稼祥等也都发言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会后不久，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但会议认为博古还“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没有撤销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革军委委员等职务，并决定他代理总政治部主任。
列席遵义会议的伍修权回忆说：“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伍修权认为博古“为人是正直的，对革命的忠诚和个人品质是应该肯定的”。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内，有的同志不同意更换总书记，但博古按照中央的决定，顺利地将总书记的职权移交给张闻天，为长征的继续进行取得胜利创造了条件 。
博古代理总政治部主任后，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在长征中，总政治部及时向部队发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在红军通过彝族区前，总政发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红军强渡大渡河前，博古亲自领导的《红星报》，发表了《强渡大渡河的宣传鼓动工作》；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前夕,博古写了《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的文章，刊登在《前进报》上，给指战员很大鼓舞。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博古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斗争中，博古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他是当时在中央红军中的四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所以，张国焘在分立中央的组织决议中，第一条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在沙窝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常委分工时，决定博古负责宣传，并主编中央机关刊物《斗争》。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在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中央决定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苏维埃西北办事处名义，博古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主席，后又兼任外交部长。在中央发现陕北肃反错误后，决定组成在博古指导下的董必武等五人党务委员会，经过深入调查，为刘志丹等彻底平反。之后，博古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直至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
在长征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张闻天
早在长征之前，张闻天就用“洛甫”的名字。在1934年1月举行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书记；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同时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转移前夕，张闻天根据中央的要求，写了一篇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发表在1934年9月29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当时，《红色中华》是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共青团中央的联合机关报。这篇社论实际上是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宣言书和动员令。红军总政治部专门发布“政治指令”，要求根据此文“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当时，对于一贯奉行的进攻路线，谁也不能触动，但是张闻天在这篇文章中做了全新的解释。他写道：“我们党的总的进攻路线，决不能解释成为只要采取进攻的斗争方式，就可使我们得到胜利。……我们依照当时的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一切这些斗争方式的运用，都是为了实现党的进攻路线。”这就在当时允许的范围内，突破了只准进攻不能谈退却的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