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张要在文革中坚持为刘少奇、万晓塘说好话
作者：方 凌
不幸早逝的《天津日报》资深老编辑张要同志，在残酷的“文革”浩劫中，特别是在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置于死地的大帽子，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决定将他永远清除出党之后，仍大义凛然地公开宣称“刘少奇是革命的”，已被整倒的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也是革命的”。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虽身临大狱、受尽折磨而不改初衷。如此高风亮节的新闻战线忠诚的共产党员，试问天津有几人？全国又有几人？
张要，不愧是一个“大写”的人。
独立思考决不盲从
在《天津日报》，我和张要同志在时事部（“文革”中改名编报组）工作，同在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当时我和党小组长张琏编要闻，张要和汪诚彪编地方新闻版。每到安排版面的时候，他总会过来问我：“一版有转文没有？多少字？”由于一版要闻变化较多，还常因新华社突然在截稿后又发来要闻而不得不“唱倒板（倒版）”，重新调整版面，牵连到二版的安排，转文较多，所以他常戏称我是“扩张主义者”、“大地主”。但他总是从全局出发，主动配合，慷慨“割地”。有时他收到地方新闻稿认为提出的问题比较重要，主动推荐给一版，特别尊重记者的劳动。
从河南到云南，从西南联大到北大，如火如荼的地下斗争锻炼了张要的坚强意志；而那些曲折坎坷的蹉跎岁月，更磨砺他铁骨铮铮、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革命气节。不正常的民主生活和不公正的对待，却使他更学会了冷静的独立思考，宁可保持沉默也决不趋炎附势。因此他总是叼着烟斗独坐沉思；透过烟斗里升起的缕缕烟雾，看到他那眯着的双眼，你可能以为他在打盹；但当你走过他身旁时，他会猛地拍一下写字台上的某一篇文章把你叫住：“喂，你看过这篇文章吗？这个论点行吗？”话虽不多，语不惊人，但却发人深思，擦亮眼睛。所以当“文革”的狂飚席卷神州大地的时候，他不但未被邪恶压倒，反而变得更加坚持原则，决不盲从。
真心似火真情难得
“文革”一开始，我就受到围攻，成为报社首批被点名的人物之一，办公室门口的满墙大字报说我是个“漏网右派”、美帝“情报局长”，停止了我的编辑工作，没有人再敢接近我。
有一次，张要与我在厕所相遇。他面壁而立，眼睛盯着门口，就像对别人说话似的，用只能让我一个人勉强听到的微声悄悄地说：“小伙子，稳住了，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些有了组织结论的事实，不是几张大字报一起哄就能随便推倒的。你首先应该对自己要有充分的信心！”说完转头就走。在那浊浪滔天、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刻，这样的同志是多么难得！他那番话，语短情长，对我来说比金子还珍贵，使我终生难忘。
在整个“文革”中，张要未写过一张大字报，并谢绝邀请在任何一份大字报上签名；更不在任何赶浪头的“大批判”会上发言，决不对受诬陷的同志落井下石。党组织瘫痪了，报社从党委、支部到小组都被迫停止了组织活动，但张要却要求党小组长张琏坚持每星期五照常召开小组生活会，而且十分固执地要向党小组汇报思想。急得张琏说：“现在市委都瘫痪了，报社党委书记、总编都进了‘牛棚’，你向我汇报，我向谁汇报？”张要却反问道：“按你这种说法，解放前的地下斗争就不用搞了？”这句话把张琏吓了一跳，连忙阻止道：“你可别乱说呀！这话要让他们（造反派）听见那还了得！现在党小组的人已经分成两派，小组会怎么开？你要在小组会上汇报这样的思想，不是自找倒霉吗？”
组织观念临危更坚
张要按了按烟斗里的烟丝，使 劲吸了两口，烟丝的火光映红着他那张清瘦的脸，激动地说：“那又能怎么样？开不了小组会，我也得单独向你汇报。我不信我们的党就会这样被人一冲就散了！”他显然是愤慨了，使劲地磕打着烟斗，拂袖而去。
这是1967年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造反派夺了《天津日报》社的权，把我们这些“对立面”和“有问题”的人逐出编辑部之后发生的事。当时大家对“文革”把局面搞成这个样子很不理解，前景如何更难预测，人人心中无底，思想上十分苦闷。张要坚持要过组织生活，张琏颇感棘手，便找我商量。当时经过反对“资反路线”，我虽已被宣告“解放”，但混乱的局面仍使我毫无安全感，不得不更加谨小慎微。我虽同意张琏的意见，但却无法说服张要。
张要是说到做到。从那以后，他真的每星期五晚上七点准时到张琏家去向他汇报思想。说完就走，杯茶不扰。张琏怕出问题，但又不能闭门不纳，于是一度到我家去“避难”。但张要仍坚持准时前来，风雪无阻。张琏不在，他就坐到门外石阶上等候，直到平时小组会该散会时才离开。
有一次，张琏约我去看看这番情景。我们隐藏在常德道离张琏家不远的一个门洞里，透过苍茫夜色只见张要独坐在张家门口冰冷的石阶上，双臂抱膝在抽烟，烟斗里的火光像星星在一闪一闪地眨眼，于黑暗中特别醒目。我真想给他送一杯热茶来，但张琏和我相对无语。当我们目送着他步履蹒跚地消失在寒夜中时，伤感和激愤一起涌上心头。慨叹时耶命耶，竟如此折磨着人！
沉着应变密商对策
夺权之争引发形势剧变。报社造反派夺了编委会和行政大权之后，内部发生了权力再分配的矛盾。而社会上各个山头的造反派冲进报社又夺了本社造反派的权，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一起爆发，以至引发武斗，使局面混乱得无法收拾。于是，天津警备区奉命连夜派人员维持秩序，接着天津驻军也派人进驻，成立军管组，宣布《天津日报》实行军事管制，一切权力归军管，要求报社员工尽快报到上班，以保证报纸正常出版。
但是报社造反派认为军管是夺了他们的权，要求军管承认他们夺权后的“合法”地位，还权给造反派；否则不与合作。但军管组拒绝接受这个条件，造反派便拒绝上班，僵持的局面绷得很紧。
要出报首先得有编辑，而当时管编报的时事部已溃不成军。部主任鲁思被关进“牛棚”，副主任和几位分管版面的编辑也离岗造反去了；我们这些被夺了权，靠边站的编辑还在外面“漂着”。但保证报纸正常出版是个硬任务，造反派既不合作，军管组只好启用我们几个“保”字号的编辑，但宣布我们是“暂时留用”，并要我们选出一个临时负责人。可是谁也不愿意在那个时候当这个“官”。军管组一看选举不成，竟鬼使神差般地指定我为临时负责人，并宣布将时事部改名为编报组。
情况在不断地变化，军管组终于正式表态支持报社造反派。于是张琏就此宣布“转变立场”，离开了编报组。张要提醒我做好情况进一步恶化的准备。但是张琏并没有“出卖”我们，而造反派却加大了对我们的压力，外部各派势力的干扰也日益频繁，使我们面临无法应付的困难。与此同时，有人来动员我“起义”参加造反组织，并指出这是我“唯一出路”。张要问我的想法，我表示：“我是个共产党员，一生一世只能忠于党组织。”张要斩钉截铁般地说：“那好，咱们还一块儿干！”
军管组虽然表态支持了报社造反派，由于不可能向造反派移交已接管的权力，不但没有彻底改善同造反派的关系，反而加剧了造反派内部的分化，与造反派的矛盾更加尖锐，局面更加混乱。最后由于社会上造反派的强烈冲击，迫使报纸停刊；工宣队就此进驻报社。
不怕围攻坦诚直言
工宣队在报社与军管组联合掌权后，左上加左，提出要通过学《毛著》讲用会来推动清理阶级队伍，深挖潜藏在报社内部的“阶级敌人”；实际上这是一次人人过关的大清洗。报纸复刊后，首先清理了编报组的“留用人员”。我被首当其冲地送进了第八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改组编报组时，张琏也被排除在外靠边站。只剩下张要一个人还在造反派编辑的包围中苦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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