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池必卿交班
作者：朱厚泽
池必卿同志是在贵州摆脱“四清——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拨乱反正，端正思想路线，平反冤假错案，着手农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启干部新老交替之门，走向新的发展这一历史性转折时期，备受尊敬、信赖的贵州省委主要领导人。
当必卿同志即将迎来九十大寿的时候，类似我这样年龄和经历的贵州干部，内心分外惦记他。当年在他领导下工作的情景，就像一个一个电影镜头，在我心中萦回。
我第一次见到必卿同志，十分偶然。那是1978年底北京正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期间，我随原贵阳市委第一书记伍嘉谟同志、书记夏页文同志，按原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同志事前所作的安排，到花园村李的家里，当面向当时来京参加会议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汇报1964年贵阳四清的严重情况和受到错误打击的大批干部群众现时的困难处境，促请省委切实抓紧平反冤假错案。我是主要汇报人，情况说得很简短。在我当面“放炮”，批评当时省委对平反贵州四清中的冤假错案拖延、敷衍时，省委第一书记开始脸色颇表不快，但随着汇报过程中李井泉的插话和他转述耀邦同志的意见后，很快就转而对我们这些“四清下台干部”说起些言不由衷的好话来。而和他一起来的高鼻梁、深眼窝的高个子老头，除中间插过一两句话外，只是平静地听着，并未引起我们特别注意。会后回到中组部东华门小招待所翠明庄，我整理记录，这才找人打听，得知那位老头是新调任贵州省委的另一位主要领导人、老资格的原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池必卿。
三中全会后的几年间，由于必卿的果断和贵州许多老领导坚持正义热情推动，中央和耀邦同志平反冤假错案的决策在贵州提速行动，文革、四清、反右倾、反右派以及贵州地下党和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大量得到纠正、昭雪平反。许多沉冤久远的老人得以恢复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安度晚年；许多被赶出城市的家庭，得以重返家园，子女得以一视同仁，入学就业；许多被弃多年、长期被视为“异类”的知识分子和中青年干部得以重新起用。我就是这个时期，在平反、恢复党籍后，经省委重新任命参与贵阳市委领导工作的。
我与必卿直接的接触，开始于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贵州代表团到京，被安排在牛街住清真寺旁宾馆，我不习惯那个气味，弄得很恼火。传说是有人以为贵州省是“少数民族”，因而作了类似“伊斯兰”的安排。几个人在下边议论想提意见，据说必卿不让讲。我原来以为他是北方人，很习惯。谁知他根本吃不了牛羊肉，结果只能每天给他煮一碗北方汤面，或者加个鸡蛋。整个会期他就这么过的。我才体会到他的顾全大局和生活简朴。后来我上他家里，夫人徐若冰同志让我品尝她家的北方味，我只觉得从山西带来的腌小黄瓜，手指粗细，特别好吃，其他东西，都难与南方相比。
十二大结束，我直接回贵阳，向市委、市级机关、企业、学校作传达。好像事隔不久吧，刮起了一股清理精神污染的风，报上登载许多外省的领导人发表的谈话，像是表态的样子。我却没有看见必卿有什么谈话。后来《经济报》的记者还找我问，我说中央说过，不搞污染嘛。接着就传来贵阳街头有公安局的人剪小青年的喇叭裤，等等。必卿见我就问：有这个事吗？我说：我也听说了，给市公安局长直接打过电话，他们说市委夏页文同志已经批评了他们，马上检查改正了。必卿摇摇头说，可笑。接着谈起建寺庙、烧香拜佛之类的事情来。我说了陪客人上黔灵山，看到弘福寺里烟火缭绕。我说，穿着高开叉的旗袍，光着两条大腿，搽烟抹粉的，趴在地上又烧又拜，也真不太像个样。必卿却把眼睛瞪着我说：少见多怪！后来省委让检查一下各地清污的情况，事情还真不少，什么随便定性批判文章、书籍、绘画等，都有，还是紧张了一阵子。经过反复划分政策界限，才没有重复过去习惯了的在政治运动中整人的老毛病。
我在必卿直接领导下参与贵州省委的领导工作，是1982年年末。当时农村包产到户的激烈争论大体过去，必卿和他“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的名言，在贵州干部中近乎家喻户晓。省委工作重点历来在农村，面对这么个新形势，抓什么？怎么抓呢？
我把中央的整体部署精神和我们从地市、县区农村调查中了解的情况结合起来形成的一些想法，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向他汇报请教：在继续稳定包产到户责任制度，注重边远山区扶贫济困，保护农民耕种积极性的同时，把领导注意力转向对农村专业户和乡镇企业的扶持，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专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就要改革农产品购销制度，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发展民间商业和运输业，抓紧公路建设和场坝、城镇、城市的市场建设和市政建设。这就涉及转变传统的计划经济、国营垄断、政府控制等一整套思想观念和组织体制；涉及党政关系、政企关系、地区关系及其机构和运作方式等一整套调整和改革。这一来，城乡改革势必要结合起来，联动推进；干部的教育、选拔势必重新安排，相应转变……而这一切都必须从贵州省的省情出发。我深感对贵州省情的系统了解，深入研究太不够了。
我向必卿说：这个事情，可是太大了，下边的话已到口边，我想说“力不从心”。但他打断了我的话，没有让我说出来。他高兴地说，这就对了嘛！还想用过去“催种催收”那老一套来对付现在的城乡经济局面，行吗？！他赞赏地说：就按这个思路去搞。你不只是管农村，要代表省委把城市也一同抓起来，沟通城乡联系，调整国营工业商业，发挥大三线企业的作用，谋划全面改革和今后发展。还要抓党校，轮训和培养干部。注意大学和科研院所，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可以搞个小的班子，联系一些专家，共同来研究省情，制定近期改革方案，策划未来的长远发展。
我在省委那几年的工作，大体就是在这么个思路下搞的。必卿对我的工作很放手，总是鼓励我和省委比较年轻的几位同志“大胆放手干，有问题我负责。”他还委托何仁仲同志直接帮助参与和组织，吸收了一批省级各厅局、大学、科学研究机构的学者、研究人员和领导干部参加，广泛搜集资料，编辑出版了贵州省情的专著，展开了贵州发展战略的研究，提出了城市改革的思路和要点，参与了大三线军工企业的调整，推动了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协调与合作。
当时省政府先后主持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苏钢同志、张玉环同志、王朝文同志、周衍松同志、刘玉林同志等，抓经济工作都很得力。大家在必卿领导下分工合作，使贵州在原来较低的经济基础上，那几年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
1984年春，冰雪严寒，耀邦同志从四川南部向贵州西北高寒山区进发，一定要亲自去看望贫困山民。贵州山区冬季，要么毛毛雨在公路上结冰，形成一层“桐油凌”，要么大雪封山，汽车没法行。必卿让我们年纪轻的留在贵阳，他自己亲自到毕节去接耀邦。两人都年近七十，又都感冒生病，仍然坚持看望农民，找干部谈话。到贵阳后，耀邦又把西南几省领导人一起约来，分析情况，讨论工作，勾画西南开发的初步蓝图，促使四省五方经济协调会议形成。
我随必卿送耀邦到湘西后，他马不停蹄，立即赶回贵阳，按耀邦指示和西南领导人会议讨论的意见，召开省委会议，调整工作布置，并让我召开电话会议，直接传达到县委的领导人。那种严格、认真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1984年夏末，省委全会临近，而我们没有按时完成原定要起草的全省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文件。必卿让我向全会作口头汇报。会后他不仅没有指责我，而且背着我的面向若干领导同志赞扬和推荐了我向全会所作的口头汇报。他说：党委的讨论，重在把思路、观点搞清楚。他对我在汇报中着重强调的：社会主义者要在思想观念上认识商品市场经济的不可避免，在体制改革上要抓住“简政放权、激活细胞，横向联系、服务协调”等几个要点，都给予充分肯定。全会经过讨论，在当时的体制改革上大体形成共识，对此后贯彻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正式决定，从思路上作了先导性的酝酿，也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相当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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