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马寅初——单枪匹马　战死为止

作者：杨勤明

　　2005年1月6日，中国人口达到13亿(不包括港澳台约3000万)，占世界总人口65亿的五分之一。13亿是个巨大的数量，需要多少粮食、多少棉花，才能使人人都吃饱穿暖?虽然，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执行“控制人口，计划生育”的国策，但由于基数大，目前每年净增人口即达1400—1500万。据预测到2040年，中国人口将达16．5—17亿。过去有科学家测算，根据我国的自然资源和地域环境，只能养活16亿人口。如此，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已呈超饱和状态。
　　新中国建立56年，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七位。但按巨大的人口总数平均，人均GDP(国民生产总值)2004年仅为1270美元，不到世界平均水平5800美元的四分之一，列全球第130位。按我国现行标准，年收入少于668元人民币者列为贫困人口，有2610万；而按国际标准，每日少于1美元即列为贫困人口，则达2．8亿，占我国13亿人口的21．5％，即每5个人中还有1个穷人。
　　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人口约为4．5亿，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已突破6亿大关。1979年夏，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为著名经济学大师、因人口问题遭殃的马寅初平反，含着眼泪说：“当年毛主席要肯听马老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突破10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当时马老已经98岁高龄，下肢瘫痪，耳朵也有点背，他在轮椅上听了为他平反的通知，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二十年前中国的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你们不要再误事了。”从1953年到1979年，26年就增加了4亿人口,而从1979年到2005年，也是26年，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只增加了3亿人口，少生了3亿。
　　上世纪50年代初，马寅初回浙江老家研究人口问题，随后给周总理写了一份报告：“人口问题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必须引起重视，早为之图。”建议全国进行人口普查并提出了控制人口的意见。当时人口增长率已达20‰以上，周总理支持并鼓励马老专注于人口问题的调查研究。马老时已年逾古稀，不辞劳苦，率领助手和学生，奔赴浙江、江西、陕西、山东、上海、江苏和北京郊区各县进行调查，掌握了更多的人口增长数据。1953年12月7日，在刘少奇召集的“提倡节育”专门会议上，马老谆谆告诫：“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但毛泽东持不同看法，多次批评马寅初等学者“杞人忧天”，有的地方还在号召学习苏联的“母亲英雄”，对多生育妇女进行奖励。
　　1954年，马老以人大代表身份第三次回到浙江农村调查，在调查报告中写道：“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中国人多地少，人口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了生产增长的速度，长此以往，国家怎么能富强?”三个不得了，表达了马老的忧心如焚。他和老朋友邵力子、李德全等商量说：“现在我国人口增长率已达22‰以上，甚至达到30‰，每年净增人口1300多万。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会犯极大的错误，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的困难，新中国将会背上一个极其沉重不易摆脱的包袱。”在他们支持下，马老参阅了古今中外有关人口问题的典籍，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长篇论文，于1955年7月召开的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以正式提案提出。却遭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围攻和批判。马老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
　　1957年春，在中南海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当着毛泽东的面，马老再次提出人口问题，直言不讳地说：“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1953年普查已经超过了六亿，如果按净增率20‰计算，15年后将达到八亿，50年后将达到十五亿。这绝不是我马寅初的哗众取宠，危言耸听……如果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刘少奇、周恩来表示赞同，毛泽东则笑了笑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嘛!言人之未言，试人之未试嘛!”马老以为这次“廷诤”有了结果，加紧人口问题的研究写作，完成了他的名著《新人口论》，于1957年6月提交人大一届四次会议。7月5日《人民日报》整版刊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不久康生首先发难，用化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有人借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这完全是右派进攻。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针对“中国人口多，难于前进”的“反动观点”，提出“人多是好事不是坏事。除了党的领导之外，6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但年近八旬的马老并不准备投降。
　　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全国主要报刊纷纷发表批判马寅初的文章达200多篇，给他扣了三顶大帽子：宣传马尔萨斯主义，反对“人多好办事”的唯物史观，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马老要求会见毛、刘、周三人中的任何一人未果，却传来毛的话：“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马老义无反顾，公开发表文章宣称：“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
　　1958年对马寅初的批判，已从学术范畴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1959年夏，马老随入大视察团赴外地视察，目睹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给人民群众带来灾祸，感到痛心疾首，未免发些牢骚。回京不久，周总理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找他谈话，要他作检讨。但谈来谈去谈不拢。最后周总理几乎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长19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20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次你就答应我一个请求，对你的《新人口论》写出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马老明白不到万不得已，总理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但要马老违心作检讨，也实在办不到。他沉思良久，最后进出这样两句话：“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几天后，马老写了《重申我的请求》，交《新建设》杂志发表，文中说：“有几位朋友，劝我退却，认一个错了事。要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甚至人身安危。他们的劝告出于真挚的友谊，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这里，我还要对另一位好友准备谢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从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真心实意的劝告，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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