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岂有文章倾社稷 从来佞幸覆乾坤
作者：关 山
2006年的夏天，在广州市东山湖畔一间挂满书法作品的寓所客厅里，满头银发的吴老向笔者打开了话匣子。
敢说真话的人是最值得尊敬的
关山(以下简称“关”)：吴老，大家都知道您是上一世纪50年代广东省委的宣传部长，打倒“四人帮”后，“重出江湖”担任省委书记，知道您有许多动人的经历，但具体情况不太清楚，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吴南生(以下简称“吴”)：可以。只怕一说就很啰嗦。我1922年8月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当中共汕头市委宣传部长，以后当过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当过几年县委书记；1944年经重庆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二部学习，部主任是张鼎丞。中央党校校长是毛泽东，副校长是彭真。后来，有人跟我们开玩笑说：呀，你们是“天子门生”啊!“天子门生”谈不上，但在改革开放后，彭真同志来广东，省委的同志们和他共进晚餐，我和罗天同志恭恭敬敬地向他敬酒，说：彭真同志，我们都是您的学生!
我是从心底敬佩彭真同志的。他在1966年4月16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敢于对毛泽东同志讲真话，5月4日与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名列第一，直到1979年2月17日才被宣布彻底平反，被囚禁整整13年，置生死于度外。敢说真话的人，是最值得尊敬的!
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孝子贤孙”
关：您是怎样去延安的，有关延安这段往事，能给我们讲一点吗?
吴：我是1944年由南方局安排经重庆到延安的。到重庆后，我们住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里，平时门都不敢出，因为办事处坐落在红岩的半山腰上，左右两边通往市区的道路都被国民党特务把守着。住在红岩里的人是都要报户口的，工作人员是常住户口，我们就要报临时户口，没户口一查出来就会被抓起来。于是都报。我被说成是八路军一个师参谋长的儿子，爸爸姓陈，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当时报临时户口的人都被说成是谁的儿子、谁的女儿。
那时，党中央常常派代表到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趁着谈判形势相对缓和的时机，办事处会安排一批大卡车护送干部和医药、无线电器材等到延安。我们就是趁林伯渠、王若飞到重庆谈判时进延安的。在去延安的路上，国民党特务多次来点名核对身份。其实他们也知道这都是假的。当时给我们训话的国民党军官就大声训斥调刺说：“你们都是孝子贤孙。万里寻亲，哎呀呀，真是孝顺呀!快去找你们的爸爸去吧!”
他算说对了，我们的确都是共产党的“孝子贤孙”。
关：后来呢?
吴：到延安后，我先在中央组织部临时工作了一段时间，接着去了中央党校学习。当时的延安，“抢救运动”已经结束，“甄别工作”(类似“落实政策”)也进行得差不多了，我在1937年前后认识的几位老同志，他们作为“七大”代表，1939年从广东到延安，也都被“抢救”!这令我非常惊奇，义愤填膺。但我到延安时，“抢救运动”大多已被当成笑话，另一种气氛正在不断上升。
自由思想大会
关：什么气氛?
吴：实事求是的气氛、自由的气氛、令人振奋的气氛。
当时中央党校有六个部，每个部都有几百人，大多住在山上窑洞里，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山头。我所在的二部有十二个支部，占据了延河边长长的一排小山头。我们第七支部住在最高的一座山上，上下山到饭堂来回要走333级黄泥台阶。七支部的学员都是男的，所以我们就把这座山取名叫“五台山”。离我们不远处的一个小山包上住着十二支部，他们女同志多，我们就开玩笑地叫它“桃花山”。在延安生活，是有许多很有趣的故事的。
党校的学员都是来自全国各个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干部，可以说是民意党心最集中的地方。“七大”三个报告的稿本，都在党校的学员中阅读，一次又一次提修改意见。
因为“七大”将要召开，不断有许多新的消息、新的政治理论观点传来，人们的思想很活跃。当时，在党校还举行“自由思想大会”，学员们自由报名上台发言，可以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从地方到中央的负责人，也可以上台公开做自我批评。据我所知，除毛主席以外，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都在大会上被指名道姓地批评过。这确实是很振奋人心的。
但是，这对于缺乏民主传统、民主知识的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却造成一种错觉，认为这就是“民主”。而不懂得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有明确的内容和深刻的内涵。
20年后，即1966年，当“十年浩劫”刚刚开始，毛主席提倡“大民主”时，我还以为是指像当年党校这种“自由思想”大会呢。
在延安时，毛主席老人家不断讲民主。1944年秋天，他和美国中印缅战区司令兼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谢伟思(美国人)谈话时，就特别强调希望“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谢伟思说：“美国的军队是不允许从事政治宣传的。”老人家还是强调说，“即使你们的美国士兵不做积极宣传，但只要他们出现并同中国人接触，就会产生好的影响。”毛主席还说：“昆明是一例子，那个地方已经变成自由主义思想和学生自由活动的中心了。”
毛主席老人家还向谢伟思特别强调：“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至于1945年7月，老人家与黄炎培的谈话：“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更是鼓舞人心，令人钦佩不已。
当时，中国共产党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延安，政府的领导人都实行普选，一些党政部门领导也实行竞选。1946年，我在赴东北途中到张家口，被截留下来在市委工作。张家口曾经是察哈尔省的省会，是抗日战争中第一个被八路军解放的中等城市，当时就实行民主选举，连市委书记都上街去演说，参加竞选。北平的大学生都成群结队地跑来看，他们非常兴奋，说共产党与国民党确实不一样，都拥护共产党，不少人就不回去留下来参加工作了，人心向背一目了然。
我就在这时认识邓拓同志。当时，他是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长。我被中央局留下，待如上宾，要我筹备出版张家口报。在人生的征途上，常常会撞到这种“缘分”。
不久，中央就一再来电，明示去东北的干部一个也不能截留，要尽快把他们送到东北。于是，晋察冀中央局重新组编队伍。在延安出发时，我是党校大队中的一名小队长。这时，组织上决定新组成一个独立中队，由杨第甫同志和我带领。还给了个特别任务：带上萧军同志。并再三交代要好好照顾他，准备他去主持东北大学。谁都知道萧军的脾气很大，但我们一路相处得很好，他没发过一次脾气。
因为国民党军队已占领了锦州，我们只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