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我给陶铸当秘书
作者：宋 群
一
我初次接触陶铸同志是在1948年11月初，沈阳市刚刚从国民党手里解放出来。那时我还不满二十岁，作为新华社辽北分社的记者，随军进入沈阳采访。有一天，突然接到沈阳市委办公室负责人薛光军的一张纸条，要我到市委去一趟。去了，才知道要调我担任陶铸同志的秘书。我说，还要到辽北后方郑家屯去取一下行李。他说，来不及了，马上就要随军进关，缺什么衣服，这里补发点就行了。就这样，我来到沈阳市委住下。此前，我只在郑家屯辽北省机关干部大会上，听过陶铸同志的一次报告，与他并没有任何接触。陶铸在文革落难时，造反派曾经质问过我：“你是怎样投靠到陶铸身边的？”我答不出，至今仍然答不出。
第一次见到我，陶铸也没有问什么，知道我没有回后方取衣服，便把他的毛衣、毛裤送给我。他的夫人曾志大姐也挑了几件衣服给我。我说，我没有干过秘书工作，不知道应该干些什么。他说，慢慢就会做了。实际上，作为首长，他对身边的秘书也真的没有什么要求。我除了每天收收发发一些文件、电报，接接电话之外，确实也没有多少事。本来照顾首长生活也是秘书分内的事，可是他不要我管。管理处派来一个炊事员，从处里领东西做饭，其它起居生活，都由两个年龄较大的警卫员袁三民和赵国治管起来了。相反，倒是他经常关心我的生活，每到一驻地，他总是看我住的怎样，有地方吃饭没有，不少时候就同他一起吃饭。这些琐碎的事，今天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秘书就是这样当的吗？
尽管我那时那么幼稚，那么不懂事，尽管我在他身边只有两年的时间，但是，他的一言一行，他对工作的充沛激情，他处事的果断明快，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地在影响着我，有的甚至影响了我的一生。
二
我随陶铸进关后，第一件工作是，他作为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的全权代表，于1949年1月23日先期进入北平城，与傅作义进行和平谈判。这是应傅作义将军的要求，我平津前线指挥部作出的决定。本来，双方的商谈已经进行了多次。在北平的中共地下党与傅方多次接触，尤其是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也对傅作义作过有力的说服。大军兵临北平城下，傅作义似乎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但是，傅作义仍然不放心。他派邓宝珊将军和周北峰先生来到通县，直接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林彪司令员和罗荣桓政委表达愿望：在城里直接与我平津前线指挥部的高层代表见面。林、罗满足了他的要求，决定派刚刚到任的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前往北平。
看起来，此行和平使命，应该是没有什么危险的。然而，事情也并不如此简单。这期间，蒋介石和他的亲信们没有闲着。他们在北平城里修筑简易飞机跑道，达官贵人乘飞机南逃，说客们则纷至沓来。蒋介石派他的儿子蒋纬国带了亲笔信面交傅作义，要求他带部队撤到青岛，并许诺委任他为东南行政长官。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白及尔也传话傅作义，美国今后将抛弃蒋介石，全力支持傅作义，由美派海军来协助傅作义南撤。蒋介石向驻北平城里的蒋军军以上人员发出亲笔信，要求他们“在北平与共军决战”，“不成功便成仁”，或者想方设法“离开北平”。蒋介石还派参谋次长李及兰、后勤总司令部参谋长吴光朝飞来北平，召集蒋系军以上人员开会，许以重赏，劝他们在必要时“只身离开北平”。当然，大势所趋，真正响应蒋介石招呼的实在寥寥。不过，城里城外，蒋介石嫡系和非嫡系部队，有两个兵团、八个军部和下属的二十五个师，共25万人，是个庞大的武装队伍，再加上特务猖獗，有些情况，也不是傅作义能够完全控制的。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陶铸由邓宝珊、周北峰陪同，乘车进入尚未解放的北平城。随行的人员，除了作为秘书的我以外，还有以政治部科长名义随行的新华社特派记者刘白羽、华山等几个人，真正带枪的只有袁三民和赵国治两个警卫员。
我们一行来到北平，住进东交民巷御河桥二号傅作义将军接待宾客的“联谊处”。这里抗战前原是日本驻华大使馆的旧址。庭院十分寂静，铁门边有国民党军队士兵站岗，偶尔还有便衣人员悄悄地逡巡。陌生的环境，戒备的气氛，有点令人紧张。尤其是，进城的次日，《平明日报》发表了中共代表团进城的消息。本来双方的约定是秘密进城，不作报道的。可能傅作义出于稳定人心考虑，有意将消息透露给他控制的报纸。消息一出，当然就会引来更多国民党特务活动。我们为陶铸的安全担心。我安排袁三民和赵国治住在陶铸同志旁边的房间里，要求他们昼夜值班，随时都有一人在陶铸身边。但是，陶铸对这一切似乎并不在意。晚间，他指点着楼下那间华丽的房间对我们说：“知道吗？这就是当年袁世凯派人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二十一条的地方。”他舒了一口气：“这一切都过去了，屈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今后是我们人民的天下了！”几句闲话，立时感染了我们，使我们的紧张情绪很快平稳下来。
经过双方谈判协商，确定成立北平联合办事处，以叶剑英为主任。陶铸为七委员之一，负责对国民党部队的和平改编工作。这之后，国民党部队除九兵团司令官石觉等少数几个人飞离北平外，都随傅开往北平城外接受改编。这又是一个庞大而细致的工作。双方刚刚从敌对状态过来，稍一疏忽便会酿成大的灾难。所以，那几天里，陶铸是昼夜繁忙，一刻也不得休息。每天一大早，他就坐上吉普车，带上身边的警卫员，开到城外，一个团、一个团的向接受改编的部队官兵讲话，讲党对改编部队的政策，强调他们为和平解放北平有功于国家，有功于人民，并且指明今后方向，留者欢迎，走者欢送。那时各部队多半没有扩音设备，在部队聚集的广场上，陶铸有时站在台上，有时站在部队中间，高声讲话，几天下来，嗓子都嘶哑了。
陶铸的讲话很有鼓动性，官兵们受到激励，都表示要留下来，为新中国的诞生出把力。但是，也有少数顽固分子和潜伏下来的特务，不甘心失败，仍然伺机捣乱。有一次，四野文工团在为一个改编部队作慰问演出时，几个反动家伙竟往舞台上扔了手榴弹，炸伤了我们的同志。保卫部队担心陶铸的安全，建议他不要在改编部队多的场合下出面讲话了。陶铸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正说明需要我们去做工作。受编部队官兵觉悟性提高了，特务分子就无隙可乘了。我们直接与受编官兵们见面，才能有利于他们的思想转变。我怎能仅仅为了避免个人危险就不去做工作呢。”他坚持按原定计划，逐个到受编部队各团去讲话。
对于陶铸来讲，这的确算不了什么“危险”的工作。几十年的战斗生涯，他哪一天不是以这种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度过的呢。南昌起义的激烈枪声中，广州红花岗奋战的血泊里，厦门劫狱的惊险搏斗，直到南京监狱的铁窗生活，面对死亡，面对酷刑，他从未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和动摇。他无愧于共产党员的英雄本色。
三
在北平和平改编部队的工作甫告结束，他又着手展开了另一项庞大的组织工作：经党中央批准，在解放后的北平和天津招收万名大专院校的学生，组成南下工作团。这是一件富有远见卓识的工作。吸收大批知识分子加入解放军，不仅为即将解放的广大南方地区准备接收力量，同时，也能为提高我部队的政治和文化素质创造更好的条件。
招收南下工作团员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在平津学生中引起报名的狂潮。一些学生运动的精华，都带头申请参加南工团。总团团长是谭政，副总团长陶铸实际负责全面组织工作。在北平中山纪念堂举行的南工团成立大会上，他的精彩演说，使年轻的学员们群情振奋。“到南方去，为全国人民解放出把力”的口号，点燃了青年心上的革命烈火。事过几十年，现在已是古稀之年的那些老学员们，谈起那次大会和那次讲话时，仍然激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