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中国社会名流皈依佛教现象剖析
作者：吴 江
前年五月间我游杭州灵隐寺，蒙接待的法师赠董其昌手书《金刚经》（影印）一部加《灵隐寺志》一套。《金刚经》自唐以来即为佛教的第一经典，其译文深奥难懂，而其意无非是说世上一切事都是无常的，如梦似幻。即所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按：佛教所谓“色”是指形式上看起来是实在的事物）。回京后凑巧得到冯其庸兄赠送的他费五年之力重校评批的《红楼梦》一部，印刷装订都十分精美，我接受这一贵重礼物时曾指着案头的《金刚经》开玩笑说，贾宝玉出家时的第一课恐怕就是诵念这一部经典了。
当时我还正在翻阅杭州佛教协会出版的两本《杭州佛教》（季刊），也是灵隐寺法师赠送的。内中提到佛教居士的问题。过去不少社会名流成为佛教居士乃至出家为僧的故事我略知一、二，例如在清代，本有志于社会改革的名士如龚自珍、魏源等最后都皈依了佛教，并受菩萨戒；入民国，还有像苏曼殊、李叔同（弘一法师）这样的名流出家为僧。现在，刚逝世不久的梁漱溟和赵朴初居士是尽人皆知的，梁漱溟先生非正式佛教徒亦非居士，但他年青时一开始研究的就是印度佛学，并曾一度想出家为僧而未果，后来成为社会活动家但仍称自己的思想是受佛教的启发，并终生素食不辍。
这些事过去都留在脑海中来不及思考。不知怎的，这次碰到上面的事，脑海深处的这些记忆都跳了出来，促使我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并找一些谈佛的书来读，汤用彤的，梁启超的，赵朴初的，方立天的，等等。我想，这大概也和人的年老有关，年青人是不大会去想这个问题的。
我以为，这个问题须从中国传统的思想和学术的大背景说起。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系统。儒、道两者是中国本土的，释（即佛教）则是从外面传入的，传入不久势力增大。鲁迅在《而已集》一书中曾说过，中国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而不憎道士。道教在汉唐时期确曾很有势力（这首先是因为唐朝皇帝攀老子为自己的始祖），元朝时也吃香过一阵。而且，中国古代有一个时期，士大夫的思想根基不外儒、道两家，有人在朝则为儒，在野则为道。但道家势力终于逐渐衰微，古代中国思想界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儒、释的天下。而作为中国主导思想的儒学，自孔孟之后，经历了两大变化：一是汉代的引法入儒、儒法合一，或称“内法外儒”，开创了所谓“儒学独尊”的局面；再就是宋代理学家们的援佛入儒，这更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件大事。本来，隋唐以降，由于长期战乱，佛教的禅宗思想鼎盛，“成佛”、“养神”、“修持”的出世思想弥漫人心，统治阶级中人物亦不免。
这里就先简单说一说佛教思想。
佛教源于印度，其创始人释迦牟尼所处的时代和中国孔子的时代约略相当。古印度人认为人生是苦，是一种迷误，佛教就是要灭苦，使人“觉迷”，它对人生是否定的。佛教出现各不相等的教乘，主要是小乘和大乘。小乘讲三句话：“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寂静”。涅即解脱之意。但小乘着重于个人的解脱，是“独善其身”。大乘在小乘的基础上形成，除了那三句话之外，还讲两句，叫做“不舍众生，不住涅”，主张不生不灭，它要普度众生，人人皆可成佛（人人都“觉迷”），可谓“兼济天下”。乘借喻为船，小乘如小船，只能一人乘坐，一人超度；大乘如大船，不仅要超度自己，还要超度大众，而且只有大众能度，自己才能得度。故小乘称罗汉道，大乘称菩萨道。虽说有这样的区别，但大致说来，佛教是以灭苦为初因，以出世为手段，以“觉迷”为目的。佛教的所谓“佛陀”，即智慧之意，而智慧与否就在于能否“觉迷”。汤用彤先生说：印度的宗教是“因理及教，依教说理”，就是说，佛教除它的一套迷信的修炼程式外，还有它的一套学理，有它的逻辑思维和哲学思想，这为其它宗教所不及。如佛教不讲造物主，不讲神，更不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佛教认为万事万物皆由因缘和合而起，而因缘，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关系和条件。条件变了，缘尽了，事物也要变，所以人生须“随缘”。梁漱溟在他最后写的《人心与人生》一书中，称佛教是“最高级的宗教”，是“唯一圆满之出世法”。梁启超说：佛学实际上“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入世而非出世，乃兼善而非独善”。孙中山也说：“佛学乃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辅科学之偏”。甚至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也说：“未来的宗教应该是宇宙性的，它超越一个人化的神，无需死板的教条与教义，包括自然现象和精神领域，集一些自然的和精神的经验而成一体。佛教符合这些条件。”从学理上说，这要算是对佛教的最高评价了。当然一般人看佛教达不到这种水平。
佛教很早传入中国，它和儒学（且不说道教）的交流与冲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逐渐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禅宗、天台宗就是中国化了的佛教），为中国群众乃至许多士大夫所接受，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之一。儒学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我同意梁漱溟的说法：“孔子不是宗教，可是历代的皇帝都把它好像当做宗教一样，所以有孔庙，念书人都要拜孔子，本来不是宗教的孔子，却把它打扮成孔教。”（见《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第288页）那末，儒学是什么呢？简言之，儒学是中国封建伦理政治学说，或曰纲常名教，是封建宗法等级思想的表现。佛教认为人生就是苦，因此其主旨在灭苦。儒学则是要发现人生的乐趣，“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宋儒就专标榜“寻孔颜乐处”，这也是儒学区别于佛家的一个地方。佛教在中国传播，最重要的就是要闯过中国的纲常名教这一关，还有“沙门应否敬礼王者”，以及适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东晋以降，佛教渐渐适应中国环境，也就渐渐兴盛起来，尤其在中国江南一带，俨然成一新文化（我所游的灵隐寺也是那时开始建造的）。到隋唐，佛教达到了鼎盛时期，许多士大夫都成了佛教信徒或佛门居士，草圣怀素也是一位和尚书法家。我读过的一本《佛教与晚唐诗》（作者胡遂）就记述了晚唐那个不太平时期诗人多与佛家打交道并以禅意入诗，慨叹那个时候人生诸苦中最大的苦是“求不得苦”（“求不得苦”是佛教八苦之一），如“求不得”功名之苦，“求不得”金钱和女人之苦，等等。晚唐的大诗人许浑的那两句名言即“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就是悲叹当时的乱情，一切由盛变衰，揭示出一个“空”字的无情。
到了宋代，儒学为了解决自己的危机，重建儒学的权威，吸取佛学思想中可资自己利用的东西，主要是建立心性之学，将心、性、理三者联为一体，以孔门的心法为基础，仿照佛学的本体论（真如）建立自己的“理"的本体论，而孔门心法和禅宗的所谓佛门心性说原是大体相通的，都是向内追求真理，不过彼此所谓“真理"的内容不同而已。佛家讲“苦”、“灭”、“空”，讲“人生无常”，因此最好是“无生”。孔门讲“天地之大德曰生”，讲人生不是苦的，而“立人之道，在于仁义”。它特别把佛家的“灭欲”接过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佛家“灭欲”是为了自己求解脱，宋儒讲“灭人欲”则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压制人民的正当需求，其为害就大得多了。这个影响是巨大的。总的说，宋儒家（即理学）不仅在本体论方面而且在心学方面也接受佛学的影响，明代批判宋理学的黄绾说：“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
因此，宋以后中国读书人所读的并据以应科举考试的书（“四书”），大都是由禅入门的书，不论今文经学之书也好，古文经学之书也好。今文经学是冲击古文经学的，在社会停滞期间或转型期间常主张改革。龚自珍和魏源是同时代人，即鸦片战争前后的人。两人都是今文学家刘逢禄的弟子，林则徐的挚友。龚自珍呼吁改革，猛烈抨击时弊，其诗文为以后的康梁维新派所推崇。魏源则和林则徐一样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前驱人物之一，他编《海国图志》，首次在中国传布外国的地理历史知识，并翻译西文书籍，传播西方思潮。但这两人最后都皈依佛门，受菩萨戒，成为虔诚的佛门居士。其原因何在呢？除当时儒释通融的思想大背景外，主要原因在于时政腐败，保守势力猖獗，任何改革主张都难以实现，觉得前途无望，因此最后在愤愤不平之下遁入了空门。“看破红尘”，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