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旧中国乡村建设的三位探索者
作者：张秉福
民国时期出现了数以百计的乡村建设团体和机构，诞生过一批乡村建设运动的知名活动家。其中最为著名、最有代表性的活动家有三位：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三位先生的生平及文化思想背景不同，其有关乡村建设的使命、步骤、内容及动力的基本理论和主张也各具特色。但他们的乡村建设思想都对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概述
1.晏阳初：“平民教育——乡村科学化”模式
民国十五年（1926），晏阳初率领一批有志之士，“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到河北省定县农村“安家落户”。他们以定县农村为中国基层社会改革和乡村建设的“社会实验室”，依据现代社会调查的科学原理、方法技术，进行长时间、多角度的系统性社会科学调查。通过调查，晏阳初等人便在定县这个“社会实验室”里，高举“平民教育”的旗帜，进行一系列旨在顺“民心”、发“民力”的试验研究。结果，一套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同时并举，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种教育方式综合运用，试验研究、分类培训、表证推广三项科技工作顺序推进，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整体实施的乡村建设方案，闪亮登台。
这是一套以“平民教育”为中心的乡村建设方案，“平民教育”“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农民问题的一场科学运动”。如何使“农民科学化”和“科学简单化”，以期把简单化了的科学技术转化为农民自己的实际操作，一直是平民教育工作者从事乡村改造事业的第一要素。而“各种建设的成功，自须经过一个教育阶段”。因此，可以将这一模式概括为“平民教育——乡村科学化”模式。
2.梁漱溟：“文化复兴——乡村学校化”模式
民国二十年（1931），梁漱溟到山东省邹平县，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和《乡村建设》半月刊，开展乡村建设实验。研究院设置研究部、培训部和试验区，分别承担乡村建设理论研究、乡村建设干部培训和乡村建设试验推广任务。培训部在数年间，为各个试验区培训了2400多名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骨干。《乡村建设》半月刊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停刊，刊出了大量鼓吹乡村建设的文章，其中梁漱溟自己的文章就有49篇之多。这些文章系统地阐述了梁漱溟推行乡村建设的主张，为散布在各试验区的乡村建设者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和方法指导。
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日益破败的原因，在于“中西文化的冲突”，是西方文化的入侵迫使中国人“抛弃自家根本固有精神”，丧失“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固有礼俗秩序与组织构造。又认为，“欧化不必良，欧人不足法”，以孔孟为代表、以儒家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要来得高妙”，“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为了“救活旧农村”，中国人应当“认取自家精神，寻取自家的路走”，在中国文化的“老根”上培育“新芽”，即“创造新文化”、“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这是解决乡村问题的唯一途径，也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及能否真正达成树“民风”、启“民智”之乡建计划的关键。
为此，梁漱溟寓宋人吕大防的乡规民约论以时代的新意，谋求理想和谐社会之再现；立“乡农学校”，使之成为集政、教、养、卫于一体的农村基层“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乡农学校”分村学、乡学两级，列甲、乙两项工作，由“学董”即乡村领袖人物、“学长”即乡村品德高尚人士、“学众”即一乡一村之众、“教员”即从事乡村运动服务人员构成。其中甲项工作侧重学校式教育，兼行职业培训；乙项工作侧重社会式教育，兼行本乡、本村社会改造与经济建设。指望由村而乡，由乡而县，全国都成为一个儒家大学校。因此，这一套以“文化复兴”或“创造新文化”为中心的乡村建设方案，可概括为“文化复兴——乡村学校化”模式或“‘老根新芽’——乡村学校化”模式。
3.卢作孚：“实业民生——乡村现代化”模式
民国十五年（1926），卢作孚在重庆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翌年，主持四川省江、巴、壁、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一方面大力维护嘉陵江峡区安全，一方面着手进行以巴县北碚乡为中心的乡村建设实验。经过几年实验，卢作孚认为“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即“建设成功一个现代国家”，而国家的现代化需要有乡村现代化为基础，“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的参考”。乡村现代化是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统一：前者是“办大工业”，使“一切产业都工业化”，用工业解决一切生产问题、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问题；后者是破除中国旧文化所衍生的“两重集团生活”，即“只知有家庭，不知有社会”的家庭生活及由家庭生活扩大而成的亲戚邻里朋友关系，代之以超越这两重狭隘生活的“现代集团生活”。
为此，卢作孚在《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一文中，依据谋“民生”、保“民享”的宗旨，描绘了现代化北碚的蓝图：经济方面有煤厂、铁厂、磺厂等矿业，有大的农场、大的果园、大的森林、大的牧场等农业，有发电厂、炼焦厂、水门汀厂、制碱厂、酸厂、大规模的造纸厂等工业，有轻便铁道、汽车路以及电话、电报、邮政等乡村交通和通讯事业；文化方面有注重应用的生物研究、理化研究、农林研究、医药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等研究事业，有实验小学校、职业中学校、完全大学校和图书馆、博物馆、运动场等教育事业；人民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不良嗜好、皆无不良习惯；地方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皆可游览。这些内容，后来大多在北碚实验区变成了现实。因其着眼于实业（经济建设），以“民生”、“民享”为依归，可以概括为“实业民生——乡村现代化”模式。
二、比较
1.三大模式创建人的生平及文化思想背景
晏阳初（1890—1990），四川省巴中人。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早年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和美国耶鲁大学。1918年，在法国战地服务中心的华工中开展识字教育活动，使20万华工中38%的人摘掉了文盲帽子。1920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在大江南北推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并为此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艰苦实验，成功地创造了“平民教育——乡村科学化”模式。1940年，在重庆创办乡村建设学院，任院长。1943年，被美国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代表评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与爱因斯坦、杜威等比肩，并且是获此殊荣的唯一亚洲人。1944—1945年间，被美国锡拉立兹等三所大学授予博士学位。1950年后，他又将“平民教育——乡村科学化”模式的成功经验推广到亚非拉40多个国家和地区，赢得广泛尊重，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和“向愚昧贫穷开火的斗士”。
在《九十自述》一文中，晏阳初自己说：“‘三C’影响了我一生”。“三C”即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比较具体地说，是指来自远古的儒家民本思想，来自近世的传教士的榜样和来自四海的民间疾苦与智能。又说：“我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我确是有使命感和救世观；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恶习败俗，去旧创新，却不主张以暴易暴，杀人放火。……我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圣奥古斯丁说：‘在每一个灵魂的深处，都有神圣之物’。人类良知的普遍存在，也是我深信不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