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读资中筠《斗室中的天下》
作者：朱尚同
年过古稀的资中筠，退休以后的初衷原本是向着“乐琴书以消忧”的，但“忧时”和“求真”的积习难改，身处北京芳古园的斗室中，还不住地向窗外凝望和求索：“陶醉在‘崛起’的豪言壮语中的吾国吾民何处是精神的家园？……俯仰今古，心事浩茫，对斯土斯民，乃至地球人类，难以释怀。”这种“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忧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因此近些年来新作不断，而且都是为时为事之作（引文除注明外，均摘自资中筠《斗室中的天下》、《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和《冷眼向洋》三书）。
资中筠新书《斗室中的天下》（撰文起讫年代为2000年岁末至2005年年中）包含有历史、现实、人文、政论等等说中道西之作。这几天我读着一篇篇文章，仿佛重温了走过的路。这几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我期盼过、担心过、清醒过，又糊涂过。但读着这本书中的慷慨陈辞和深入浅出的分析说理，自己乱丝一般的思绪梳理清了，常有茅塞顿开和“最难风雨故人来”的感受。
我和许多朋友都认为这本书中，有她一贯追求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精神和风格，有很多振聋发聩的文章和可圈可点的论点，故而一边读一边写下了以下一些读书笔记。
我们每年都纪念“五四”，从来都是说“五四”是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的爱国运动。可有那么几年在报纸上报道“五四”时，强调“五四”的意义主要是爱国精神，看得出是有意逆前辈之说，将德、赛二先生“淡化处理”，似乎强调两位先生就有碍于爱国似的。书作者在2004年春天，以敏锐的感知和笔力，将“五·四”的科学和民主精神渗入我国政府处理“SARS”的经验教训中，将民主、科学和爱国统一起来，写了《“非典”与“五四”精神》与《痛定思痛话“非典”：再反思》两篇掷地有声的文章，痛切陈辞：认为这次“SARS”的突然袭击，以至泛滥成灾，而后得到遏制，我国有关当局如果认真总结，每一过程都与“五四”两大主题——科学和民主——处处有密切的关联。指出医学是科学，“不过这里科学的含义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价值取向”，“科学精神就是承认事实的基础上追求真理，把真实放在一切其他的考虑之上，例如政治影响、‘国家形象’、领导‘面子’、部门利益、经济收入、个人仕途等等。在我国‘真实’常常要服从于上述种种考虑，特别是所谓‘政治影响’，这是长期以来培养出来的一种思维方式，从基层到高层各级官员皆习以为常，几乎成为一种本能，一发生天灾人祸，首先考虑对外‘口径’如何掌握，而不是穷追真相。”这种“泛政治化的思维腐蚀了科学精神”。
民主固然是政治制度和程序，但重要的也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生活方式，好像英国哲学家罗素就说过这个话，“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贯穿于日常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其基本要素之一是“知情的公众”，愚民政策显然与民主不相容。可是这些话言犹在耳，去年底松花江水污染危机中，又一次重演了2003年春天的错误，而且环保总局局长刚刚引咎辞职，中央调查人员刚刚下去，直接应对此事负责以及隐瞒不报的官员尚在等待问责时，已见媒体开始歌功颂德，赞扬恢复供水之“功”，官员喝水作秀，并据电视报道，居然已经制造一出歌功颂德的大型专题文艺节目“水之情”。转眼间“灾难”被办成了“喜事”，速度之快，文过饰非能力之强，与对待灾难之冷漠、隐瞒、说谎成鲜明对比，真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夺天之能！可见，作者指出的“还是要接着‘五四’精神的茬走下去”，“不能指望物质的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进步和人的精神的提高”，确有深意存焉！“在科技如脱缰之马以加速度向前疾驰，不知伊于胡底的情况下”，“人的自知之明和自律能力是否超过征服自然的能力，人类心灵是否还能保持对真善美的追求，将决定人类将造福还是嫁祸于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文明与野蛮的竞赛尚在未定之秋！”这里是指如果一个社会缺乏人文精神，人们没有公民意识，素质低下，还能自称文明社会么？即令生产和消费再发达也将衰败下去。所谓“公民意识”就是要懂得自己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如何去保护和履行之。
《中国人在国际关系中的世界观》，就只三千来字，却把从古到今，从毛泽东时期到邓小平开创时期，中国在对待和处理国际关系时，国人世界观的延续和变化沿革理清了。结尾指出当前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处境既有历史的延续性，又有当代的特点。指出了国家的对外政策不能不受本民族长远的文化历史和今天内部公众压力的影响。研究和了解自己和他国民族心理特点有助于更妥善地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指出“合理的民族情绪在一定的情况下可能爆发为非理性的、群众性的排外行动，这对政府当局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利用民族情绪加强对外发言权，或者抵制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又会把自己置于非理性压力之下，使符合实际的、稳健灵活的对外政策遭到非难，造成被动。”
《重建精神的家园》与《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困境》两文有紧密联系。书作者指出，“中华民族早熟早慧，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相当成熟……但是过早地失去了天真和童趣，结果多的是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政治文化，少的是超越功利的探索。”“唯其早熟，其本身也受传统之累。与西方人争取到思想言论自由，建立起保护这种自由的民主制度……从而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同时，中国历代统治者恩威并施手段日益高明，一方面以官位利禄使天下读书人尽入彀中，一方面发明文字狱，收紧文网，禁锢思想，扼杀创造力。”我们以五千年光辉文明自豪，“其实有原创力的思想就在先秦诸子，由于他们享有后世所没有的思想和行动自由。”
欧美的发展历史说明了什么呢？就是一个社会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文章娓娓道来，提出西方在几百年中如何一个一个阶段循序渐进地发展了文明：从神权到人本位，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到确立自由权利，以及科学革命、工业革命都是一步一步走来，自文艺复兴起，从精神到物质，问题出现一点解决一点（陈乐民先生在《欧洲文明的进程》中，也阐述了同一论点）。而中国沉睡了一千年，突然被大炮轰开，一着急就赶快跟着跑，但我们要把别人几百年解决的问题拥在一起解决，为了赶时间，又来不及消化，不断吃夹生饭。况且，中国也根本不是什么“一张白纸”可以随意“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中国历史长期专制主义的沉重包袱太多了，一个“言论自由”就常令上上下下头痛不已。而没有自由舆论，只说“反腐”这一项就不能不事倍功微，这是谁都心知肚明的。如今天天下命令反对公车私用、反对公款吃喝、反对公款出国旅游等等，几曾有尺寸之功，但只要舆论一开，立马就可解决。早年，从“戊戌”诸君子到“五四”健将们，他们向外学习，拿来的大多是精华，其原因就是在作为载体的这些人，学贯中西，知己知彼，对于该接受什么，该扬弃什么，体会非常深刻。而今天接受外来影响的载体，跟那时大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经过了文化的断裂，从总体而言缺乏足够的文化修养，因而缺乏选择能力。所以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后发困境”，而要扬长避短，这倒真是中国的重要“国情”。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个很有影响的电视台，请李敖先生在电视上月月讲、天天讲，有一段大意是书太多了，你们不必读，让我李敖替你们读，我读书，你们读李敖就行了。李敖先生也多少讲了点好观点，但有些话特别是这几句我总感到不是味道。本来我以为只是此人太自负，再一想，这种说法在文革中和文革前就已听得太多了。八亿国民，一个脑袋。既然有人可以“洞察一切”、“一句顶一万句”，那末任凭一个人或少数人代替中国几亿人读书思考和拍板不就行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夷狄”之邦，重金礼聘李敖先生去替他们读书、想事、拍板的？寄语电视台诸君子，读书还要靠自己读，自己想，千万不要再这样导向了。因为如果“顺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欲求科学、民主、文明进步，毋乃缘木而求鱼乎！”“在国门再次打开时，面对光怪陆离的外来文化，或者饥不择食，失去选择和吐纳能力；或者在人家那里本是良种，如淮南之桔，过了江很快变质。”可见，办好自己的事，还是第一位的，少骂点别人，多一点反求诸己，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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