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怀念千峰
作者：安子贞
李千峰同志仙逝了，一位宽厚的长者，资深的新闻工作者，我师、我友离开了我们，使我深深的怀念与他相处的日子。
我闻李千峰同志的大名，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在河北日报社当记者，那时他好像在《旅行家》杂志做记者，撰写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旅游通讯。我读过他写的《华北平原旅行记》，记得他把写在保定城墙上的一幅大标语“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劳资两利”写进了旅行记里。每次从北京坐火车南行，离保定市老远就先看见城墙上的这幅大标语，因此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只是闻名，未曾见过面。我认识李千峰同志是在十多年以后，1964年他从新疆调到人民日报社任编委、记者部主任。所谓认识是单向的，即我认识他，他未必认识我。因为我不在他领导下工作，文革以前没有打过交道。文革中，因为他到人民日报社不久，办报和人事等方面的是是非非不多，虽然属于当权派层次，但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人民日报》是文革中未曾停过刊的极少数报纸之一，在我的印象中，李千峰同志也在断断续续地工作。既然工作，就得按着上头的意图行事，也就免不了说错话，做错事。可能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吧，文革后，李千峰同志调离人民日报社，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当调研员，后到中国农民日报社任社长。
写了一串李千峰同志文革前后的履历，是因为这段履历与我有些关系。斗转星移，时序推进到1984年，我在人民日报社当机关党委书记，工作不大顺心，想另找个地方换换空气。李千峰同志闻讯，多次找我，说是1985年要出日报，急需要人。我当时虽然对他了解不多，但感到他是一片诚心，最后，决定去协助他办于1985年元旦出版的《农民日报》。
走近李千峰，相处一年八个月的时间，我看到，在他的身上体现着很多党的新闻工作者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李千峰同志处世待人以诚，办事与人为善，有很强的敬业精神。他懂得办报，研究办报，向年轻的编辑、记者传授怎样办报。在他坐班的时候，一早就来了，安排部署日常工作，晚上下班的时候，上白班的人都回家了，他不回家，把报社的几个主要负责人留下，拿出京沪出版的报纸，上面画着各式各样的杠杠，叫大家看。看过一遍以后，就研究讨论。哪家报纸提出了新的问题，哪家报纸编排得好等等，联系《农民日报》怎样学习、改进、提高，出日报的初期，几乎天天如此。就我个人来说，过去编过一块版，没编过一份报。编一块版，只是报纸的一部分；而编一份报，需要统揽宣传报道的全局、整个报纸版面的全局，做整体思考，事情要复杂得多。就是在李千峰同志的引导下，我开始学习怎样办报和怎样把报纸办得使读者喜闻乐见。那时，我与千峰同志可谓志同道合，他放手，我实干，初办日报，整个编辑部有一股热气，在大家的努力下，一个时期《农民日报》办得很有生气，受到农村干部和农民的喜爱。现举两例：
一是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报道。1985年初，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见成效，农民开始摆脱饥寒贫困，少数地方农民手中有了余粮、现款。舆论界总是抓典型，而且常常犯层层加码、日日升温的毛病。于是一段时间，有些传媒把农村经济的初见好转说得有点过头，说目前农民已经富得流油。说过一点，可以鼓舞士气，刨除虚数，实绩不减，倒也无伤大局。只是由此产生两种思想偏向：一是有些部门、有些干部认为农村已经富起来了，各式各样的捞钱的手，也就从四面八方伸过来了。农民不堪重负。再是有些农民对于手中余钱不知如何使用，加上当时有一种“高消费”可以刺激生产之说，有的人就瞎花滥用；有的人投资不对路吃亏蚀本。针对这些情况，《农民日报》选择典型事例，配合评论，加以引导。配合典型报道，先后发表了《要讲点花钱的学问》、《农民还需要休养生息》等评论，保护农民的利益，减轻农民负担；引导农民投资，把余钱用在扩大再生产上。
再是关于农民进北京卖菜的报道。1985年五六月份，农贸市场开始活跃起来，国营菜店按计划收购蔬菜价格低，农民不愿意出售。一时，城里上市的蔬菜很少，“快马赶不上青菜行”，蔬菜价格天天涨，直到头茬春菜上市的时候，仍然居高不下。这时，《农民日报》记者张志清、李英杰在采访时发现一种奇怪现象：城里蔬菜紧缺，而来自农村的运菜车却在路口上被卡住，不能进城卖菜。原因何在？经了解，原来是文革期间一份限制农产品进城的文件还在起作用。这份文件规定：农民运载农产品进城，必须有地、市一级开具的证明，才能放行。一是农民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再是蔬菜属于鲜活产品，由村到乡、到县、到地市，层层开介绍信，加上有些地方还要走回头路（比如紧邻北京市的涿县，还得南下保定去开介绍信），这么折腾起来，青菜早就烂的烂了、蔫的蔫了。记者向报社领导汇报上述情况以后，李千峰同志立即找有关同志商讨，认定这是对文革期间的有关文件未认真清理改正，阻碍城乡物产交流，不利于改革开放的一个典型事例。统一认识以后，《农民日报》决定组织一个临时班子，连续集中的进行报道。于是在1985年5月29日布置记者连夜采访，第二天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打开城门让农民进京卖菜》的《记者来信》，同时配合发表评论。当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播出。这一消息立即在北京引起震动，中央有关同志给北京市领导打电话，询问是怎么回事？北京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检查阻碍蔬菜进城的原因，并作出果断决定：撤销进城手续，农民卖菜一律“凭菜进京”。《农民日报》于5月31日又在一版头条发表《凭菜进京好》的新闻和评论。这样一连报道了十多天，共发表新闻16篇，评论8篇。在那些日子里，李千峰同志天天晚上打电话问情况、问版面安排。对这一组报道的评价，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说：农民报的报道意义超过了蔬菜，立了一功。菜农说：《农民日报》的报道给农民积了德。北京市领导开始不愿意提起《农民日报》的报道，后来，在总结工作时不得不谈到：“北京在5月下旬出现居民吃菜难，《农民日报》发现这个问题后，发表记者来信，建议我们给外地运菜进京车辆开绿灯，这个建议提得好。我们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城门大开，凭菜进京，这很好。到昨天（1985年6月7日）已进来400多辆车，相当于5月29日的10倍。北京的菜多了，这也是一个改革。《农民日报》的报道推动了我们的工作。”可以说，农民日报社在出日报的开始，打了一场突破城乡壁垒，为农产品开拓城市市场的漂亮仗。
此外，《农民日报》还就保护耕地问题、军民共建农村精神文明问题等等，发表了一系列的典型报道和评论，受到农村干部和农民的欢迎。1985年这一年，皆大欢喜：上级领导部门对《农民日报》的宣传报道比较满意，报社从业人员对努力办好全国第一份农民的日报树立了信心。在那些日子里，李千峰同志很高兴，我也感到工作顺手、开心。报社上下，有一股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劲头。
李千峰同志从农民日报社社长的岗位退下来以后，我回到人民日报社工作。逢年过节我去看望他，他经常讲述当记者的一些往事，听得最多的，是他参加新中国开国盛典报道的故事：1949年春，李千峰同志随解放大军进入北平城，在新华通讯社当记者，负责采访高层政治新闻。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圆满胜利闭幕，参加会议的代表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在空旷的广场上，毛泽东主席面对1000多名代表，用浓重的湖南语调宣读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在毛泽东主席读罢碑文，挥锹填土的时候，李千峰来到他身边，小声地说：主席，我是新华社记者，想借用您刚才宣读的文稿，誊抄下来，写报道。毛主席直起腰，从口袋里掏出文稿，叮嘱说：就这一份，可不能丢失呀。用过以后要还给我！李千峰说：请主席放心，不会遗失的，抄过后我即还给主席。李千峰拿回文稿，誊抄罢，奠基仪式已经结束，到哪里去找主席呢？千峰想交给党中央办事部门转呈，又一想不妥，还是应该亲手送还为好。后来，打听到晚上怀仁堂有联欢晚会，毛主席肯定会参加。于是，李千峰带着文稿到怀仁堂，走近毛主席身边说：主席，我把文稿还给您。毛泽东从坐椅上站了起来，与李千峰握手，风趣地说：你这个记者，还是很讲信用哩！
我建议千峰同志写点回忆性的文稿，把那个时候中央领导同志很平易近人，当记者是很惬意的事写出来。据我所知，后来由于千峰同志身体健康上的原因，未能如愿。在千峰同志离开我们的时候，我想把他讲述的这段逸事记录在案，以资纪念。
千峰同志从延安到北京，从新华社记者到《旅行家》杂志、《人民画报》的主要负责人，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后，被发配到新疆，1964年回北京，任人民日报社编委、记者部主任，直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农研室副部级研究员兼任农民日报社社长，为党的新闻工作、为“三农”事业作出积极贡献。我到农民日报社的时间不算长，与李千峰同志相处很融洽，我视他为好领导、尊敬的师长、亲密的同志、知心的朋友。我常常想：能够在农民日报社结识千峰同志，受到多方面的教益，仅就这一件事来说，那也算不虚此行了！
（责任编辑赵友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