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进步青年在国统区的组织形式
作者：穆广仁
60年前，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学生在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的指导下，建立了拥护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秘密组织：“民协”、“民青”、“新青”。此前，则是没有组织形式的组织“据点”。这些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及其衍生的进步青年团体，成为国统区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的重要力量，是推翻国民党专制政权的第二条战线的主力，并发展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地下党的主要构成部分。
“据点”
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发动多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大后方（国民党统治区）处处笼罩着白色恐怖。在重庆红岩村，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不得不令各地的党组织进行疏散，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暂不恢复，也暂不吸收新党员。
抗战初期爱国青年们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被迫偃旗息鼓了，许多进步学生被公开或秘密逮捕、杀害，他们建立的读书会之类的社团被封杀。但是，他们仍然怀念前些年上街游行、喊口号那种活动方式，希望建立色彩鲜明的青年组织。在绵阳的国立六中一些流亡学生到了重庆，就想组织一个政治性很强的全国性的读书会；复旦大学一些同学计议建立“全国青年联合会”；南开中学有个“号角社”，引起反动当局注意；重庆联中一些毕业学生成立的“中国青年民主社”遭到镇压。南方局青年组建议他们暂停组织活动，劝说这些爱国青年转变“救亡作风”，埋下头来做扎扎实实的工作，勤学、勤业、勤交友。青年组负责人刘光多次秘密约见从国立六中流亡到重庆的刘晴波、许鲁野、王振华等人，向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
刘晴波等人终于想通了，可是刘光内心仍不平静。他完全理解这些青年人的迫切愿望，需要尽心保护他们，可是没有任何组织，只是个别活动，行吗？他向周恩来汇报遇到的难题。
“这个情况我知道”，周恩来说，现在的大环境不许可，“我也考虑了这个问题。可以不要组织名称，不制定章程，不规定纲领，在志同道合的友谊的基础上形成不拘形式的小组。只要小组的人数不多，就无妨。这种没有固定组织形式的组织叫什么？干脆叫‘据点’吧。我们在沦陷区敌后开辟了一些据点，在这里（国统区）也应该安插一些‘据点’。”
刘光把周恩来的决定告诉了青年组的朱语今，他俩具体讨论了建立据点的方案。
重庆地区的“据点”
中央大学从南京迁至重庆的沙坪坝。皖南事变后，这里的共产党组织被撤离、党员被疏散，校内反动力量占统治地位。
1942年春，刘光找中大政治系学生刘明章谈话。刘光谈起建立“据点”的想法，刘明章立即写信通知疏散到某中学教书的黎连汉（黎力）“回学校来吧，有事情可做”。黎连汉办理了复学手续，第二天就和刘明章到红岩村，刘光和朱语今接待了他们。
黎连汉回忆他第二次去红岩村的情况时说，接待他和另外两位中大同学的是一位朴实可亲的长者，就是声名显赫的老革命家董必武。董老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特务统治，大铁铊一般镇压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过去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曾经采取过几种形式，有了组织就不能不是比较严密的，而越是严密就越要秘密，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允许这种组织合法存在。你越严密、越秘密，反动派也越是要千方百计钻进来破坏。一旦被发现，损失就很惨重。我们的革命组织和他们的特务组织都是铁的严密组织，这就是铁对铁，硬碰硬。他们当权，强悍，肆无忌惮；我们无权，弱小，必然受伤。现在我们可以采取没有固定组织形式的个人友谊联系方式，好像棉花一样，反动派摸不到我们成形的组织，要打我们，就好像铁打棉花，打也打不伤。而我们却可以像孙悟空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一样，能够自由活动。每个进步青年身边联系、团结三五个人，这三五个人再各自联系、团结三五个人……这样便能逐渐形成一支巨大的力量。”
董老的一席话使黎连汉茅塞顿开。回到学校后，他和刘明章开始筹划建立中大“据点”。刘光把疏散到重庆附近当教师的白显富、在中大化工系就读的吴佩纶介绍给刘明章，他们四个人就组成了中大第一个“据点”的核心组。这是南方局青年组在重庆建立的第一个“据点”。
中大“据点”成立后，又把沙磁区其他院校（如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等）的进步学生联系起来。
1942年，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也开始了建立据点的活动。只是由于始创人王晶尧转学到成都的燕京大学，事实上创立据点是在次年。据点还单线联系另两名成员王效仁、田歌。在据点建立前后，复旦校内就存在着若干进步学生的小圈子和社团，也有和青年组保持着个别联系的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杜子才、陈以文等。据点核心在开展活动时，常常和这些小团体“撞车”，有时还发生误会。到1944年下半年，青年组就把杜子才等人的工作关系交给了“据点”。这就形成“据点”的非党员“领导”党员（失去关系的党员）的特殊局面。
复旦的“据点”核心和此后发展起来的“十月同盟”扩大了在北碚地区一些院校的活动，把江苏医学院、戏剧专科学校、歌剧学校、立信会计学校和一些中学的进步青年联系起来。
在青年组的帮助下，在重庆九龙坡的交通大学、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也都建立了各自的“据点”。青年组还建议国立六中的进步学生刘实到重庆电力公司工作，在青年工人中建立了“据点”。
按照各个学校、工厂不同情况，各个“据点”都有自己的特点。总的说，在地下党组织撤离、党员疏散之后，“据点”的核心实际上担负着地下党的作用。他们从红岩村取回《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文章和青年组编发的学习材料，《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大众哲学》之类的小册子等，回来后在成员中学习、讨论，在相互交往中逐步扩大志同道合的朋友。“据点”这个名称并不下达，只有极少数与青年组联系的核心成员知道。核心成员联系着基本成员，基本成员又联系若干一般成员。他们还鼓励成员们参加各种公开合法的团体，传播爱国民主思想，并对所在单位做些调查研究。
据1945年4月青年组统计，在大后方广大地区建立的“据点”48个，同“据点”保持联系的有近千人。他们后来大都参加了“民协”、“民青”、“新青”等进步青年秘密组织。
“民协”（成都：民主青年协会）
成都南郊的华西坝，以早年在此建立了华西协和大学而得名。抗战期间，北平的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济南的齐鲁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生物系等院校，先后迁移到这里。原址于成都城内、移校峨嵋的四川大学，也回迁成都，在望江楼附近原农学院院址扩建了校舍。
这些院校大多数是教会办的，外籍教授较多，有一定的自主权，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有所抵制。四川地方势力与国民党政府也存在矛盾。因而，成都进步民主力量的活动余地要比重庆大些。
复旦大学的王晶尧转学到燕京大学后，就和金陵大学的赵一鹤（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革命先烈赵世炎之侄）取得联系。在赵的周围有一帮进步朋友，如燕京大学的刘克林、崔嵬，华西大学的刘盛舆等。1942年，赵一鹤把这几个人找到一块儿，成立了以成都的简称为名的秘密组织“蓉社”。1943年，“蓉社”改名“马克思主义小组”。赵一鹤因患肺病休养，改由王晶尧负责，小组吸收了一些新成员，其中多是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小组的活动方式基本上和“据点”一样，没有纲领和章程，是在共同思想基础上的友情的结合。这年冬天，成都的民主宪政运动正在兴起，为适应新的形势，他们又把小组名字改为“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推进成都的民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