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我与李雪峰的交往
作者：吴 象
2003年3月15日，李雪峰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堪称世纪老人。
我是晚辈，比雪峰同志小整整16岁，对这位革命前辈十分敬仰，知之甚少，只有过几次短暂的接触，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深深留在我的心中，不时引起我的怀念与沉思。
随雪峰同志视察山西农村
李雪峰的大名，抗战初期我在太行山抗大一分校学习时就听说了。当时雪峰同志任晋冀豫边区党委书记，配合八路军一二九师创建根据地，是太行山妇孺皆知的领导人之一，但因种种原因，我一直无缘面识。
第一次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领导人，已是新中国成立14年之后的1963年了。
建国后，李雪峰任中南局副书记，1954年调回党中央，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6年“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60年9月，中央决定重新在各大区建立中央局，李雪峰出任华北局第一书记。
1963年秋，他到山西视察农村工作，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全程陪同。当时我任《山西日报》总编辑。陶鲁笳让我随行，告诉我这是个学习、提高的机会，同时可留意搜集线索，组织报道。
从1963年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我们一行从晋东南专区的长治、平顺南下高平、陵川、晋城折向西经阳城、沁水到晋南专区的翼城、曲沃和汾河边的临汾，先后跑了15个县，其中只在三四个县停留了较长时间，但也没有作专题调查研究，主要是观察农村情况、议论农村形势。我们共十多个人，三四辆车，虽说不上轻车简从，但是确实没有后来首长外出的那种阵势。华北局陪同来的主要是办公厅主任张铁夫，我和他是1947年在新华总社认识的。张铁夫曾任《长江日报》总编辑，以他为主主持过一个杂文专栏，署名“马铁丁”，笔锋犀利，颇有影响。
雪峰同志的秘书杨枫和黄道霞比我小几岁，我们几个人很快就搞熟了。当时雪峰同志年近花甲，一看就是一位阅历丰富的长者。他身躯颀长，面容清癯，精神矍铄，动作矫健，一点没有老态。他对熟人和生人都很和蔼，并不难接近，但话也不多，无形之中使人觉得一种威严和睿智。
过去在敌后根据地，人们均以同志相称，入城后风气渐变，称官道衔的越来越多了。党的系统比政府系统好一些，《山西日报》还是老传统没变，社长、总编辑史纪言、毛联珏调回省委任职后，大家仍称呼老史、老毛。对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我们也只称鲁笳同志，非特殊必要的场合不称陶书记。没有想到，这次大家对这位年长得多的高级领导也都叫雪峰同志，不称书记或首长。有时散步，雪峰、鲁笳要找地、县领导询问情况，边走边谈。铁夫、杨枫、道霞和我就随意闲聊，也是边走边谈。这种亲切融洽的气氛，使我很快便消除了最初的拘谨。
1963年是左倾错误逐步升级又不断碰壁，不得不暂时收敛的一年。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接着是连续三年困难饿死人。到底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终于讲了真话，作了检讨，并开始调整政策。李雪峰参与制订和修改的“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陆续出台，农村形势有了好转。大概这次李雪峰来是要亲自观察、印证和判断政策调整的效果，所以选了这么条路线。他是山西永济人，“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这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写的便是他的故乡。解放后似乎没有听说他回过山西。这次到了临汾，离永济不算远了。但他只到了临汾，时间更多地花在他太行10年中熟悉的老地方。
沿途所得的印象，农民的积极性正逐渐从挫折和伤害中恢复过来。深秋季节的太行山区，洋溢着丰收的欢乐，打谷场上满是忙碌的人群，田野里又紧张地展开了争取明年丰收的活动。秋耕比上一年进度快、质量高，农田基本建设的规模也大大超过上一年。这些随处可见的普遍现象是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李顺达、申纪兰、郭玉恩、武侯梨这些老劳模所在的大队，在刮浮夸风、并大社的那一阵就比较实事求是，不跟风跑，甚至有所抵制，政策调整以后更显出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成为粮食亩产“过黄河”的高产红旗了。
在这些地方参观的时候，雪峰同志多次提醒，要接受片面追求粮食高产的教训，正确理解“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太行山高、土薄、石头多，应该特别重视多种经营，鼓励养蚕、养蜂、畜牧。羊井底大队1953年在老劳模武侯梨的倡议下，订了个“千亩果园、万亩林，百头牲口、千只羊”的远景规划，10年来奋斗不息，已全部实现。雪峰同志和大家一起在槐树沟、杨树沟、核桃凹、花椒凹，爬上爬下，看得非常高兴，腿脚不亚于年轻人，几次劝他休息都劝不住。长治县林移大队，40年前是个渺无人烟的荒草滩。后来从河南林县逃荒来的难民多了，成了村庄，所以叫“林移”。这里地处平川，却凭四旁绿化建成了一个林茂粮丰的新农村。15年来植树16万株，人均330株，用自己的木材变工互助盖新房，全村面目一新。村子的东、北、西三面，都是密密层层的防风林。当时虽然已是秋风落叶，看不到浓绿夹道的旖旎风光，但还是使人心旷神怡，留连忘返。雪峰同志东看看，西走走，太阳落山了还不愿回去。
少数先进典型不能代替整个的面，农村形势是否真正好转，关键要看落后面有什么变化。所谓落后面，当时估计约为农村核算单位的35%到20%，其实恐怕远远不止此数。“左”的错误和基层干部的不正之风相互影响，这一部分农村农民积极性没有得到恢复，可是其中也有些开始出现好的变化。雪峰同志对这种变化特别重视。他说话不多，略有口吃，一般是多听少说，甚至只听不说，只偶尔作几句不失幽默的插话；有时有所感悟，在小纸条写几行字，便洋洋洒洒发挥一大篇，往往很精彩。我赶紧记，前前后后记得不算少，可惜文革抄家时都遗失了。有次在晋城，县委汇报时讲到一个基层干部，名叫司象林，是公社党委的组织委员。两三年来他一直蹲在最困难的后进队做工作，不搞好不离开，已经先后改造了三个后进队，又到第四个去了。他是真正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一个一个地交朋友，一户一户地作调查，摸落后的原因，找改造的办法。懒惰往往是队干部脱离群众逐步变质的开始。针对这一点，他每天天刚麻麻亮就起床，挨门挨户叫村干部下地，有的人嫌他讨厌，说怪话，耍脸色，使他碰了不少钉子。但他始终任劳任怨，照旧每天起早催人下地，硬把懒干部叫勤了。队干部作风变了，社员干劲就高了。接着，针对经营管理混乱的缺点，他又带领干部试验劳动定额，实行小段安排，组织检查验收，最后总结评比，一项一项把着手教。雪峰同志对这位埋头苦干的基层干部非常赞赏。他说，司象林同志体现了真正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作风。他强调指出，改造后进队，关键在于发现和发挥积极因素的作用。越是落后，社员出于自身的利益，更加迫切地要求改变现状，追赶先进，这就是最大的积极因素。雪峰同志整个讲话不说辩证法而辩证法自明，大家凝神静听，无不折服。
此行所见，政策调整已经见效，农村形势开始好转，雪峰同志在视察的整个过程中都显得心情愉快、潇洒从容。他在关注农村形势的同时，似乎对古庙、历史文物也饶有兴趣。晋城有座玉皇庙，就是他主动提出要去看的。原来其中二十八宿的泥塑，是很重要的文物，其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可与太原晋祠圣母殿宋代宫女塑像相媲美。参观时他不时讲解，使人茅塞顿开。他特别告诉县委同志，要十分珍惜、保护这些重要文物，要组织人整理历史资料。在襄汾时，看到了一些古字画，他兴趣盎然地发表了不少议论，还说到邓拓在这方面的鉴别能力很高，不亚于党外一些老专家。尽管邓拓当时已被斥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而贬到北京市委工作，但在他心目中，邓拓依然是邓拓。这位太行山区的老领导，十几年阔别后，重来故地，一定会引起不少回忆和感慨吧，我真想听他讲点这方面的事情，可惜没有，一点也没有。为什么呢？也许因为不愿轻易袒露内心感情，也许因为没有适当场合，也许什么也不因为，过去的早过去了，何必再多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