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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符合当时中央的战略部署
作者：王辅一 李维民
2005年第4期《炎黄春秋》发表的署名王人广的文章《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吗》，对于我们所写的《也谈从大局看皖南事变》（见《炎黄春秋》2004年第9期）提出不同的意见。现回复如下：
新四军军部去皖南前有请示，到皖南后有汇报，中央并未提出异议
《王文》认为，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不是中央的战略部署，“项英却将军部和第三支队留在皖南，孕育了以后惨遭损失的后果”。《王文》全文引用了1937年12月30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康生、陈云《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致长江局（陈、周、项、博、叶）的电报后说：“将这封电报的内容作为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的主要根据是错误的。”又说：“电文中并无把‘新四军军部和第一、二、三支队设在皖南’的内容与涵义。”我们认为，《王文》这个结论与事实恰好相反。上述电报显然是首先考虑了新四军组成后如何展开和部署而提出的，电报中明确提出“苏浙皖赣边军区，以皖南为重心。……我们则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这两个支队占了新四军部队的一多半。在此之前，中央在10月1日电报中曾指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是十分重视他们。……我们应采取下列步骤，达到保存这些支点。”在与国民党谈判新四军编组问题时，国民党当局曾想把新四军调到山西前线去，而我党中央则“以新四军参加东南作战，不北调”为主要条件。后来经过“折冲结果行动地区是在江南”。12月30日毛等提出的长江南北作战部署建议，并不包括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即江北的第五战区和江南的第九战区的100多个师、百余万人），只限于建议在武汉外围地区设立两个主要军区和几个辅助军区，两个主要军区不过“各部署三万至五万兵力”。在这些外围地区，显然我军是重要的力量，这个建议与上述保持我党在南方战略支点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
当时新四军去皖南集中，不是项英个人的决定。关于新四军军部的驻地，1937年11月8日毛泽东提出：“军部第一步设南昌”。如果说向敌后发展，南昌比皖南离敌后还要远，去皖南已向北前进了一步。当时，日军正气势汹汹地向南推进，如果继续南下，皖南也就成了敌后。后来因为华北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迟滞了日军南进的步伐，这在当时是难以预测的。1938年1月14日，项英请示中共中央和长江局，提出准备“集中部队，向皖南休宁、徽州一带集中”。15日，长江局复电项英并告中共中央：“同意部队即向皖南集中”。项英和长江局的两个电报，中央都会收到，新四军军部直到4月4日才离开南昌，在这两个多月内，中央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2月27日，叶挺将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向皖南开进的情况电告朱德、彭德怀。新四军军部到达皖南后，项英也发过几个电报向中央报告部队情况，毛泽东和中央均未对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有任何异议。就是皖南事变后批判项英时，也没有说军部当初设在皖南是错误。
项英参与制定并贯彻执行了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方针
《王文》指责项英没有执行中央关于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实际上，项英不但参与制定了向敌后发展的方针，而且贯彻执行了这一方针。1938年2月14日，项英、陈毅在南昌联名向毛泽东建议：新四军编组后，不应全部集结岩寺，应尽量前伸，向浙、苏、皖边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等地配置。这是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最早构想。《王文》在引毛泽东2月15日复项英、陈毅电中，只讲毛泽东提出要向苏南敌后发展，却将第一句话“同意（项英、陈毅）14日电的行动原则”故意不提。4月初，新四军军部和主力大部进入皖南后，不到一个月，就走出了向敌后发展的第一步。项英与军领导人一起，从第一、二、三支队抽调侦察分队和部分干部组成先遣队，由粟裕率领，于28日出发，挺进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第二天，项英向毛泽东和长江局报告：“先遣队已出发，各支队不日陆续跟进。”6月4日，项英又致电毛泽东：“我一支（队）全部已入敌区，正向溧水、天王寺方向前进。”第二支队也于六七月间分路进至苏南，到1938年底，初步建成了苏南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第四支队于5月进至皖中开展游击战争；第三支队于7月中旬进至皖南南陵北面的西河镇一带抗击进犯之敌，后转到铜陵、繁昌沿江一带抗敌。11月17日，项英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向北发展的精神，派张云逸参谋长率军部特务营和一批干部，由皖南赴江北无为地区，加强江北抗日斗争的领导。
1939年2月，周恩来到达云岭新四军军部，与军领导人商定并经中央批准的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第一句是“向南巩固”，就是说，不是放弃皖南，而是首先巩固皖南，同时向东作战，向北发展。从1939年3月下旬起，项英与叶挺一起，报经中央和军委批准，加强江北的工作，包括：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兼任指挥，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兼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军部参谋处长赖传珠任江北指挥部参谋长，统一指挥第四支队、第五支队及江北游击纵队。后又派第四团第一营和第五团第三营去江北皖中。7月，项英在云岭与陈毅约见管文蔚，确定将管部上升为主力，为由苏南向苏北发展作准备。8月，向中央和军委建议，鉴于张鼎丞已赴延安，第一、二支队统一由陈毅指挥。11月7日，第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组成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统一领导苏南地区的抗日斗争。11月中旬和12月初又将第四团主力（旋即改为苏皖支队）和以第六团为骨干的挺进纵队派往江北，在扬州一带开展抗日斗争。江北、江南指挥部的成立，表明了新四军初步完成在大江南北的战略展开。
1940年1月14日，项英在云岭召开军分会、东南局联席会议，认为“江南应大力争取苏北，来配合江北与华北打成一片，在战略上力争华中优势”。1月20日，项英向党中央建议发展苏南东路（指江阴到无锡公路以东、宁沪铁路以北地区），以阳澄湖为基点，灵活开展游击战争。3月派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任“江抗”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要他带一批团、营干部，将苏南东路的抗日武装统一编组，到当年10月发展到3000余人。同年夏，项英要军部战地服务团大部去苏南随陈毅北渡，又派东南局青年部长陈丕显带一批干部前往，协助陈毅开展苏北地方工作。至1940年底，新四军由1938年4月编组时的10329人，发展到88744人，歼敌顽9万人，在苏南、苏中、皖中、皖东建立起抗日根据地。
以上事实说明，项英不仅参与制定了向北、向敌后发展的方针，而且贯彻执行了这一方针。对此，中央曾多次给予肯定。193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给项英转新四军党代表大会全体同志的贺电中指出：“新四军的领导同志在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阵地上，锻炼出坚持党的路线至死不屈的党的坚强干部，保存着各个游击区域艰苦卓越的武装骨干，发扬着布尔塞维克英勇奋斗的光荣传统，为党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成一支抗战前线上铁的新四军。在抗战两年中，新四军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战阵地，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给了敌人无数次的损伤，破坏了敌人无数次的‘扫荡’，并且正打击着敌人以战养战的新政策，为大江南北沦陷区域的群众指出一个光明的奋斗目标，与新四军一起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大江南北的游击根据地，以争取长期抗战的胜利。这是你们的成功，这是新四军党的领导的正确。”新四军在皖南期间取得的业绩，与项英的辛勤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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