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先父施咸荣的翻译生涯
作者：施 亮
我的父亲施咸荣于1993年5月18日因病逝世。我们家人遵从他的遗愿丧事从简，只在他的遗体火化前举行了一个简单告别仪式。那天，约有各界人士近400人参加。大伙向父亲的遗体三鞠躬后，即将把他的遗体搬运走。在一片抽泣声中，我扑过去把自己脸颊贴在他的瘦削脸上，感到了一阵冰凉，这种冰冷感觉一直浸透到内心……是啊，亲爱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那时，我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十二年很快过去，再重新回想父亲的一生真是感慨万端。
无端成为肃反对象
我的爷爷曾经是上海某英国轮船公司的经理，也就是后人所称的买办。他发奋要让儿子读书，将我父亲送进了当时上海有名的“圣芳济”教会学校。
父亲毕业时，正值抗战胜利之后，他充满一腔报国热情，觉得中国农村凋敝，若要强国必须振兴农业，就投考了上海临时大学的农艺系。但进校门却发现这不是一所正经大学，教师学生都吊儿郎当，他随即退学，又报考了南京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是国民党政府为培养外交官而新设的系，待遇特别优厚，不仅不收学杂费，免费供食宿和发服装，还每月给一定津贴。不过，那时国民党政府已经腐败不堪，政局混乱，兵败如山倒，父亲的心理也是很复杂的。他厌恶国民党官吏贪污成风，尤其看到金圆券飞涨等黑暗现象，对当局充满了失望感，可是他也忧虑自己个人的前途。以后，国民党在大陆溃败，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曾经派专机接他们这批学生去台湾，一班同学约四十人，一半人走了，另一半人则留在大陆。父亲坚定地选择留在大陆，他说他不相信国民党还能起死回生，对他们失望厌恶透了。
父亲在1949年又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由于原来英语基础较好，他免修某些课程，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写作和翻译。他曾经用英文写过六千字的长文，刊登在当时的英文周报《密勒氏评论报》上，还有许多译作在报刊发表，读书期间已经出版三本译作了。毕业前一年，国家实行院校调整，他又转入北京大学读书。父亲于1953年毕业，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先让他去原稿整理科工作。他心绪有些不愉快，认为要他放弃所喜爱的外国文学，实在是学非所用。但是，他很快又想开了，心想以后若要搞外国文学翻译，也离不开吸收中国文学养料。况且，他在清华读书时，曾经主动选修过著名作家李广田先生的课程，对当代文学创作也很感兴趣，他就在原稿整理科安心工作，还处理过杨朔等不少作家的稿件。以后，回忆这一时期，他对我说，人不仅在顺境要注重学习，在逆境中也要会学习，总会学到东西的。
一年后，他终于被调到了外国文学编辑部，正待充满青春活力大干一场时，厄运却无端落到他的头上。肃反运动时，单位收到一封匿名信，诬告陷害父亲是暗藏的军统特务，且有七条人命案，因此足有半年他被拘押在单位受审查。这一段痛苦日子里，母亲肚皮里正怀孕着我，她日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眼巴巴等待，希望见父亲一面，或找到某一位高级领导能够申冤上诉。父亲被关押在单位内，禁止与家人联系，也不知道母亲的情况如何，内心的凄凉滋味可想而知。这时，聊以安慰他心灵的是还允许读书，他就利用一切空闲时间看书，既读中文书也读英文书。父亲说，正是有了这些书籍，才使他免于精神崩溃。父亲病逝后，当年的一位同事写过悼念文章，描述他软禁期间专心致志读书，几乎忘记了旁人，忘记了时间，让监视人员也大为感动。肃反运动过去了，单位负责人确认是冤案释放他回家。但是，反右运动接踵而至。在鸣放中父亲虽然谨言慎行，未写文章也无激烈言论，单位负责人却逼迫他去揭发另一个同事，此人曾经在鸣放时为父亲喊冤，领导便一定要父亲加一些罪名在那人身上，父亲拒绝了，觉得这不是该有的为人之道。哪里想得到竟然因此又惹祸上身，被单位负责人内定为“有同情右派思想”，受到降一级工资处分。当时也是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右派太多了，有的编辑室居然大多数业务骨干都被一扫而空，难以开展工作了，父亲方才侥幸未被戴上右派帽子。
人文主义者的思考
父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8年，主持编辑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哈代选集》、《司各特选集》、《萨克雷选集》等大量外国名著。在60年代初，又开始注意研究英美当代文学各个流派，与同事一起翻译出版了一批“黄皮书”。这期间他孜孜不倦工作，在政治上小心翼翼，思想深处却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大概是由于他研究英美文学，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较深，对极左的那一套做法甚为厌恶。与他同一编辑室的黄爱伯伯，跟他的思想很一致，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心里明白，由于领袖制定了错误的方针路线，政治理论越来越左，国家也面临着更大灾难祸害。黄爱伯伯时常与他谈一谈对时局、政治的看法，父亲虽然赞同他，却仍然谨慎从事。还劝解过黄爱伯伯要注意结交，千万不要把心中的想法随意跟别人乱说。可黄爱伯伯是性格爽朗的人，有话藏不住。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那些言论终于被人揭发，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事发后，父亲冒险悄悄递纸条给黄爱伯伯暗通消息。他后来几次对我说，他很钦佩黄爱伯伯注重操守品格，被关押后绝不乱咬别人。否则，他自己也必被牵连进去乃至大祸临头。可以想象得到，那一段时间父亲的内心是极其忐忑不安的。其实，在家中，父亲即使对较亲近的亲戚朋友，也很少讲自己内心的真正看法，很少谈时局、政治。只是有一次，家里人过中秋节，父亲饮酒过量，醉醺醺地抨击时世。记得他痛骂那批文革新贵，断言他们绝不会有好下场。他还说，很久以前在文化部院中曾经偶然遇见过贺龙元帅，与他谈过话，是个性格豪爽之人，竟然也遭到陷害。倘若贺龙真要反党，又何必当年抛弃高官厚禄来参加革命呢？他预言那时的政治形势发展会越来越糟糕，竟趴在桌子上痛哭起来。这情景在我幼年记忆中清楚地铭刻着。因为，父亲平时极少袒露心灵深处的思想。而那一天是内心深处积郁的一次爆发。看来，他极其忧虑文化大革命动乱中的国家前途。
我渐渐长大了，也有了自己的思想。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度过的，那里集聚了一大批“落难精神贵族”，这些文化人的思想也是各式各样的。由于逆反心理及各种复杂原因，我的思想却越来越左。我在师范毕业后，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还有启蒙时期欧洲哲学家的著作，自以为有了自己的政治见解。我认为，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搞文化大革命，都是很正确的。因为十月革命后，苏联虽然没收地主资产阶级的财产，镇压了剥削阶级，可是党内却产生官僚阶层，他们有权也有钱，必将是新资产阶级的萌芽。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毫不松懈地抓阶级斗争等等。这个思想与“新左派”理论很相似。那时我还有一批年轻朋友，经常在我小屋里高谈阔论。父亲向来作风民主，对我的那些思想观点很不以为然，却保持着沉默。有一天，我讲一句：“你们也都是既得利益者，自然是从内心里害怕革命……”激怒了父亲，他滔滔不绝地讲出一些内心的真实思想。他说，我算什么既得利益者，那些文革新贵们位居高官，有权有势才叫既得利益者。说实话，我是不主张总是搞什么斗争，把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中国从鸦片战争后陷入混乱，辛亥革命以来国家又四分五裂，老百姓只是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过上安宁日子。有句俗话：“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你们哪里晓得军阀混战时惨不忍睹的情景！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饿肚子也没有造反，为什么？就是怕回到战乱的日子里去呀。暴力革命会给社会带来破坏，建设起来就很难。任何一股在野的政治势力为了上台掌权，总是把话说得很好听，平等呀自由呀，这个那个的，可上台后谁会想到去兑现政治支票？中国的事情是很复杂的，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建设，绝不是一场又一场革命。还有你在农村呆过，也知道一些农民的真正状况。现在，报纸上总讲什么“向工农兵学习”，还有“工农兵当家作主人”什么的，其实对于农民来讲，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很差，温饱都未能满足，又何来什么“当家作主”？他又对我说，你现在研究理论，在看那些哲学书，我不反对。多看一些书总是好的，但是，你要记住一点，凡是闭起眼睛大谈什么理论教条，不去看社会现实，不问老百姓疾苦，这样的人没有不失败的。我那时听了父亲的话更增加反感，觉得他的话都是改良主义那一套，胡适那一套思想体系。后来，我的思想历程经过一段反复，也逐渐摆脱了极左理论。这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了，这里也就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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