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抗联名将冯仲云
作者：许人俊
教授之家成了省委活动中心
1930年夏天，冯仲云在北京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入狱，历经折磨和考验。不久，北方军阀纷争，政局混乱，监狱管理松散，他乘机逃出监狱，北上哈尔滨。经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推荐，他到哈尔滨商船学校（青岛海军学校分校）担任数学教授。学校位于松花江畔，位置僻静，有利于开展隐蔽斗争。党组织支持他以教授身份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他虽然只有22岁，但数学天赋高，富有组织和教学才能，很快赢得海军学校师生的欢迎和尊敬。附近的中学纷纷慕名聘他担任高年级大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教学。他不仅团结学生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文艺书籍，而且秘密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和反帝会会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在沈阳的满洲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许多领导人被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驻东北代表兼省委书记的罗登贤，被迫转移到哈尔滨领导抗日救亡斗争。他在冯仲云家中紧急召集北满党的领导人开会，研究新形势下如何开展工作。冯仲云受命担任满洲省委少数民族委员会书记、全满“反日会”党团书记、省委秘书处长，妻子薛雯任省委交通员，侄子冯铉任省委联络员。
当时，省委面临严重困难：一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央苏区正遭受敌人残酷围剿，东北党组织与党中央已失去正常联系；二是党的活动经费业已断绝，省委需要自筹资金。
幸好冯仲云是教授，又兼任附近中学数学课，月收入260多块银元。他们夫妇拿出180元交党费，同时利用各种关系筹措活动资金。
不久，他们家迁到市区南岗一栋僻静的俄罗斯别墅里。当时，满洲省委下辖哈尔滨市委、磐石、珠河、汤原、宁安等中心县委，双方都是通过秘密交通员传递文件、沟通情况。省委文件和宣传品，均由他组织秘书处印刷、分发，妻子薛雯负责机密文件保管和秘密交通接头。她不断在省委宣传部、组织部、印刷机关之间往来联络。
当时罗登贤27岁，冯仲云、赵尚志24岁，赵一曼26岁，薛雯19岁，平均年龄24岁。为了抗日救国，他们分别告别故乡——广东、江苏、四川、河南，先后来到哈尔滨，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友谊。
教授投笔从戎组织抗日武装
1932年，东北三省已被日寇全部占领，关东军到处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城市隐蔽斗争更加困难。此时周恩来以伍豪名义发表文章，提出“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罗登贤如获至宝，决定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周保中、杨靖宇、赵尚志等分别到各地组织抗日武装斗争。
不久，省委又派冯仲云到松花江下游的汤原中心县委组织抗日武装。
汤原县原有一支中国工农红军33军抗日游击队，因缺乏经验，战斗不断受挫。冯仲云多次召开党的会议鼓舞士气，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捐款买枪给游击队。同时发动游击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开展夺枪斗争。在他组织动员下，有一次从敌人手里夺取了五条枪，士气大振。这支队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后来发展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抗日联军第六军。
1935年1月28日，哈东游击队正式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庆祝大会后，李兆麟、金策、王惠同、赵一曼等率领部队赴方正、延寿地区打击敌人。他和赵尚志率领部队化装成伪军向方城岗、小山子等行动，仅三小时就占领敌人三个据点，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后来又组织反日联合军突击方正城，俘获伪县长。当年冬天，关东军对抗日联军加强了扫荡，战斗十分激烈，第三军二团顽强抵抗，团长王惠同光荣牺牲，赵一曼政委不幸被俘，第二年英勇就义。不久，冯仲云和十多个战友在转移中，也遭敌人突然袭击，三个领导干部牺牲。他左手负伤，仍带着伤痛掩埋好战友的遗体，发誓：“为了祖国的统一，要斗争到最后一滴血！”
事后，他代表省委向党中央写报告：“哈东游击区，自1935至1936两年间，同志牺牲者数百名，百姓以数千计，血染帽儿山，尸填乌吉密，哈东人民解放斗争实以鲜血写成中华民族斗争史之光辉灿烂的一页。尤其是我共产党员赵一曼、王惠同等诸同志，在敌人百般严刑拷打、威逼与利诱之下，不屑屈辱而慷慨悲歌，从容就义，使哈东人民永铭勿忘，实我大中华民族之光荣，谁谓东北无慷慨悲歌之士！”
1936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东北党组织在汤原县密林深处召开了历史性的“汤珠联席会议”。他和汤原、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及东北抗联第三军、第六军军长赵尚志、夏云杰等出席，确定“领导群众抗日反满的各种紧迫的经济、政治斗争，广泛造成全民抗日统一战线，并在统一战线中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关于游击运动则提出“采取进攻策略，向新区发展，向日满统治薄弱的缝隙突击，以出奇制胜游击战术解决敌人。”
会议推选冯仲云为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赵尚志为执委主席，并和省委常委夏云杰共同负责军事部；朱新阳为省委常委，任青年部长；李兆麟为省委常委。
当时，在江西的党中央因反围剿斗争失败被迫率领红军长征，东北党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组织关系改为由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王明、康生直接领导。面对日本关东军的残酷扫荡，东北党组织领导抗联部队坚持独立自主、顽强作战的方针，牺牲和损失惨重。王明、康生不了解东北艰苦复杂的斗争情况，给东北党组织下发《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以及补充指示——简称《王康指示信》、《吉特信》、《中代信》。其中有正确的指示，也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内容。满洲省委在讨论这些指示时，往往意见分歧，争论激烈，产生许多不必要的矛盾，严重影响对敌斗争。冯仲云、赵尚志对王、康指示曾经持怀疑和反对态度。
当时，王明、康生对东北党组织时有不满，经常调换领导班子，多次令满洲省委领导成员去莫斯科汇报、接受审查，甚至挂起来不作结论，给省委工作造成许多困惑。长期在省委工作的冯仲云深有体会，所以他这次特地派常委朱新阳去莫斯科汇报，请求指示。不料王明、康生严厉批评《汤珠联席会议决议》“完全是反统一战线的”，“不是真正懂统一战线”，“不懂满洲实际情况”。而且不让朱新阳回国沟通情况，送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挂起来。
朱新阳一去不回，《珠汤联席会议决议》得不到莫斯科批准，根据地议论纷纷，冯仲云处境尴尬，但仍坚持党性，忍辱负重，履行领导职责。幸好不久吉东省委成立，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长周保中代表省委给冯仲云写信，表示理解和支持，他受到莫大鼓舞。
1937年，“七七事变”前，他和赵尚志商定在汤原县小兴安岭山谷里召开北满省委扩大会议，除冯仲云、赵尚志、李兆麟、周保中、省委常委和珠河、汤原中心县委书记出席外，抗联第三军、第五军、第六军领导人也赶来与会。会议决定千方百计带领部队，利用青纱帐和深山老林开展游击战，发动群众对抗日本关东军的三光政策，打击敌人。
会后，他和东北抗联的将领们分别率领部队，在松花江两岸和兴安岭野林不断出击。有一次，在鹤岗煤矿附近集镇活动，日本关东军正张贴布告通缉他，调动部队四处搜捕，悬赏一万元要他的人头。地下党向他通报情况，他镇静表示：“不用怕，敌人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他有千军万马，我有地下长城。”
第二天凌晨，他和战友们趁着朦胧雾气钻出铁丝网，胜利脱离包围圈。当时，敌强我弱，反讨伐战斗十分残酷，东北抗联原有三万多人，只剩下一千人左右。一些团、师、军长相继牺牲，血染疆场。敌人曾经押着战俘辨认哪个遗体是冯仲云。战士为了迷惑敌人，随意指一人说是冯仲云。敌人信以为真，将人头割下悬挂牌楼上炫耀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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