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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李达与王任重
作者：湘 人
王任重与李达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李达是1953年2月就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因为新中国的高等学校是接受中央和地方的双重领导，所以尽管武汉大学是国家重点大学，李达是国务院任命的部管高级干部，但却同时接受高等教育部和湖北省领导。同时，李达也兼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由于这种双重关系，李达与王任重也有交往。再加上毛泽东来汉总要见见他，王任重作为东道主，虽然不是每一次都在场，但自然非常清楚李达与毛泽东的关系。
1958年，中共湖北省委创办《七一》杂志，王任重撰写《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一文，派人将稿子送李达征求意见。李达读后说：“马克思死了，怎么超？恩格斯也没有说过‘超’嘛!比如屈原的《离骚》，你怎么‘超’？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学习(包括读书和应用)，发展是学习的必然结果。针对目前我们党的情况，一是普及不够，一是头脑发热，还是应当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
王任重接受李达的意见，发表其文章时把题目改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他却认为李达的意见是思想不够解放，仍然使用着不同时空、不同意义的“超”。他说：“我开始考虑这篇文章的时候，本来想用‘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这样的题目，因为有几位同志不同意所以放弃了这个题目。如果说学生要超过先生，儿子要超过老子，青年人要超过老年人，活人要超过死人……这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赞成的；但是如果说要超过马克思，那么有人认为这似乎太狂妄了。我想，如果不准说超过马克思，那么能不能说马克思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是后无来者的一位神仙呢？能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达到了真理的顶点，已经结束了真理呢？我看这样的说法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那么超过马克思的提法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呢？难道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实践，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没有超过产生马克思主义的19世纪吗？难道马克思不希望后来的人超过他吗？”
思想和事业自然是发展的，不同时空的人也可以延续和发展同一种思想和事业，但却不是同一时空人的“赶”和“超”。李达不同意或反对王任重的“超马克思”，当然不是指思想和事业的延续和发展，而是既强调时空的界线，又注重实际的意义。1960年，当经济遭遇严重困难，他惨淡经营的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刊物《理论战线》不得不奉命停刊时，他终于道出了他当年反对王任重“超马克思”的实际意义：“超过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超……超……超得好！我们这个刊物还是小事，饭也没有吃的了！”
1958年，武汉大学同全国其它高等院校一样，进入了所谓教育革命时期。虽然在“教育革命”高潮中，毛泽东于9月12日视察武汉大学，肯定了武汉大学“教育革命”的成绩，而李达却开始了痛苦的反思，对武大“教育革命”由沉默、抵制到公然反对。李达对于“教育革命”的这个态度，不能不令中共湖北省委派往担任中共武大党委第一书记的刘仰峤和书记刘真甚至中共湖北省委不快。因此，即使在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眼里，李达也不免同二刘等人一样有“碍手碍脚”之嫌。但是，李达是中共创始人之一，行政级别定的很高，又与毛泽东具有很深的历史关系并与毛泽东保持不错的私交，因此无论在武大还是在湖北省委，都被视为“通天人物”，他们对李达除了敬而远之，似乎也没有其它的办法。
为贯彻“高教六十条”，1961年武大党委开展了整风，省委派宣传部副部长朱劭天来领导。经过非常激烈的整风斗争，继刘仰峤之后担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的刘真被调回湖北省委，校党委两位副书记侯福珍、罗鸿运也被同时调离武大去郑州担任河南省国防工办副主任，改由朱劭天担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但是，李达因为反对1958年教育革命以来“左”的倾向，在1961年整风中又发表了后来被指称为对1958年“教育革命”“反攻倒算”的激烈讲话，因而便得罪了刘真等许多“教育革命”积极分子即后来他们自诩的“左派”，埋下了以后“文革”置他于死地的祸根。
朱劭天是北平燕京大学学生，“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后来去延安，曾任陈云的秘书。南下后留在湖北工作，来武大前为湖北大学（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本为知识分子出身的朱劭天，熟悉教育工作，具有甚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开会讲话也十分中听。他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后，李达与他配合默契，工作显然顺手起来。
不意到了1963年，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工作的刘仰峤拟把在1961年整风调离武大的侯福珍、罗鸿运调回武大重新担任党委副书记，并已获得省委同意。按照惯例，他找李达谈话，以示通报。但李达认为他们不懂教育，不宜回武大工作。刘仰峤很不高兴，便直截了当地说：“这是省委的决定。”意思是省委听你的，还是你李达听省委的？李达本来对刘仰峤1958年在武大领导“教育革命”就有看法，侯、罗二人那时分别担任物理系和化学系党总支书记，正是因“教育革命”的“成绩”而被他刘仰峤双双提拔担任武大党委副书记，现在又要把他们调回复职，李达自然顶牛。他毫不退让地说：“那好，他们回来，我就不做校长；要我做校长，他们就不能回来！”说完竟扬长而去！
刘仰峤不顾李达的反对，准备给侯、罗二人下调令。李达果真给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打电报，请求辞去武大校长职务。有人劝他，他说：“生姜愈老愈辣，犯错误就犯错误，为了这件事，总开除不了我的党籍！”杨秀峰是资深的共产党人，第八届中央委员。解放前夕，曾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30年代，与李达同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他接到李达的辞职电报，十分惊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的事，何况还是发生在他这位大名鼎鼎的老朋友身上！他马上把高教部人事司司长叫来，将李达的辞职电报交给他说：“你赶快去一趟武汉大学，看李老遇到什么坎坎过不去。你只了解情况，回来报告。你在那里不要表态。”
高教部人事司司长来汉后，立即造访李府，转达杨部长的问候。他说：“杨部长让我来问您老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坎，以至于要辞职。”李达见杨部长接到他的电报就派专员前来关心，心情很激动。他在如实介绍了他与刘仰峤之间所发生的这场人事纠纷后说：“是省委刘仰峤同志跟我过不去。”
高教部人事司司长回京向杨部长汇报后，杨部长对着话机向王任重通报情况后说：“请你们省委尊重李达同志的意见，不要使他为难，不要跟他过不去。”于是，王任重不能不过问了，两位副书记的调任只好收回成命。
翌年春节，王任重陪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来武大给李达拜年时还就此事说：“省委对您老不够尊重，还请您老多加原谅。”李达感动地说：“我对省委也不够尊重，也请您和省委原谅。”李达此事在当年那个时候不无唐突；但后来“文革”说他是反对党的领导，却显然不实。
王任重此次去看李达，知道李达身体和心境都有问题，他也急了。他当即把常务副校长何定华找去谈话：“李老夏天去青岛，冬天去（广东）从化，你们要关心。没有钱，找省委，具体事你们办。”
但是，王任重却对朱劭天不劝阻李达给省委所捅的这个“漏子”有意见。后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对朱劭天说：“任重同志对你有意见。”意思是难道省委、特别是王任重还不能做好李达的工作，能让他打电报向高教部辞职？其实，这也是冤枉了朱劭天。因为李达给杨秀峰部长打辞职电报那天，朱劭天正巧感冒发烧未上班，完全不知道李达与刘仰峤之间所发生的事。1964年，朱劭天终于被调出武大，去广州任中南局科委副主任，省委另派庄果担任武大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