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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退出官场之后
作者：龙儒文
一
熊希龄（字秉三）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曾经在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里，担任了三个月的财政总长，八个月的热河都统，六个月的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
退出官场后，熊希龄首先是以一名慈善家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从1916年3月第一次主持办理湘西灾赈开始，他的后半生从此便与慈善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后主持了胜直救灾、北五省救灾、义赈湖南等一系列大型灾赈活动，其中尤以胜直救灾最为有名。
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内普降暴雨，永定、大清、子牙、南运、北运五条大河同时漫溢，决口数百余道，使北至张家口，西至西陵房山以西，东至山海关，南抵黄河的胜直一带，全部受灾。京兆及直隶一省，有105个县、1.9万余村、25万余顷田亩被淹，灾民达600多万人。仅宝坻一县，灾民就达30多万。
洪灾暴发时，熊希龄在天津，目睹了灾民惨状，1917年9月25日，他赶赴北京劝告政府，力主赈济整个灾区。
北京政府当即召开国务会议，讨论结果，一致认为，除非熊希龄出来主赈方可定议。财政总长梁启超将讨论结果电话告知熊希龄，他不回话就无法定议。
熊希龄原本只想出面向政府提出筹赈的建议，根本就没想到政府竟然执意要他出来主赈。自从1916年6月隐居天津后，他就决定退出官场，要他重新回到政府来任职，多少有点强人所难。
他是个社会责任感极强的人。他看到数百万灾黎扶老携幼，栖息旷野，风餐露宿，惨不忍睹，不得不勉为其难。9月29日，冯国璋颁发大总统令：“特派熊希龄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次日又令财政部拨款30万元给熊希龄赶办急赈。10月4日，熊希龄正式就职任事，在北京石驸马大街22号熊宅设立了督办处，在天津河北造币厂设立了分处，选择任事各员分担职守。
他将救灾的方针和步骤确定为：一是要求政府拨给巨款，以便赈务之进行；二是委托地方士绅及教会办理赈济，以杜绝官吏之侵蚀；三是联合中外慈善团体共同支配，以免偏远之向隅；四是堵筑决口，以防水患之蔓延。
救灾工作分为赈务与河工两个方面。赈务方面又分为急赈、冬赈、春赈、杂赈四项，主要是赈济灾民。所有各赈，都得先有巨款才能进行。然而北洋政府财政支绌，仅给熊希龄拨赈款30万元，这无疑是杯水车薪，难期遍及。因此，熊希龄决定在官款之外，广集社会民间资力，以补官款之不足。他自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先捐助现洋500元，然后又将家中所有新旧衣布，由家人督率婢仆缝纫，得棉衣100套捐给难民。在他的呼吁带动下，各方群起响应，捐衣捐款者源源不断。综计捐数，共得棉衣裤148601件，皮单夹衣裤82400件（约值20余万元）；得捐款90余万元，另有中钞与公债等30余万元；得煤3400吨。政府拨款的不足，居然由此得到了巨大的弥补。
筹得这些款、物后，熊希龄立即着手赶办急赈。他一面派人前往锦州、营口、奉天、四平街、铁岭、开原、公主岭、长春等地采办赈粮，开办粥厂，救济民食；一面通告京畿各县，严禁出卖幼孩和宰卖牛马；一面派人前往安平、定县、安国、沧县、盐山、内邱六县放赈；一面致电各省，要求转运赈粮、赈煤、赈衣及赈务电报免费、免税。在他的统筹规划下，京畿特大水灾的赈济工作很快便收到了实效，冬赈、春赈、杂赈、以工代赈等也办得有条不紊，600万灾民因而得以全活。
在赈济灾民的同时，熊希龄还着手对河工进行治理，以彻底根治水患。他从督办处派员会同各河务局长暨各县知事，组织民力分别对南运、北运、大清、子牙、永定五大河流进行治理，将各淤塞之引河、减河分别疏浚。随后他又组织成立了胜直水利委员会和运河工程总局，对天津海河进行治理。特别是他所著的《胜直河道改善建议案》，更是成了北方河防建设史上的一部重要参考文献，直到今天仍然闪烁着智慧的灵光。
督办京畿水灾河工善后事宜，是熊希龄真正投身社会慈善救济事业的开始。他的这次救灾活动，在工、赈两方面都是非常成功的。投身社会慈善事业，使熊希龄赢得了“熊菩萨”和“慈善总理”的美誉。
相传熊希龄中举后，曾画了一株枝叶俊秀的棉花，很多人开始见了都不以为然，待看了他题的“此君一出天下暖”这几个字后，个个惊得瞠目结舌。从1917年后，熊希龄毕后半生之力践行着自己年轻时立下的这一誓言。
二
熊希龄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是创办了举世闻名的北京香山慈幼院，将全国各地的数千孤贫儿童收留起来，用当时最先进、最优良的方式进行教育，使他们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奉命督办京畿水灾河工善后事宜不久，熊希龄就看到、听到各地的灾民因为缺衣乏食，或把儿女遗弃路旁，或像牲畜一样出卖，或带着儿女投河自尽，或全家集体自杀。可怜这些孩子，他们生下来并没有什么罪恶，为何遭此惨累？出于一种极度的同情心，他决定在北京设立慈幼局，聘请天主教徒英敛之担任局长，由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熊希龄任会长）从民捐存款项下提拨经费，专门收养这些灾童。
当时熊希龄设想，慈幼局只需办理5个月，待水灾平了以后，即可将这些灾童分别招领或遣送。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水灾平了以后，竟然有200多灾童没有人认领。这样一来，熊希龄不得不想办法设立一个永久性的机关，来收养教育这些儿童。他请现任大总统徐世昌出面与前清皇室内务府商量，请将香山静宜园拨与督办处，用来建造一所规模宏大的慈幼院，索性把京城内外贫苦旗民的孩子招进来一同教育，免得这些孩子受苦。
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努力，香山慈幼院基本建成。初建时的香山慈幼院分为男女两校，后来发展为一个总院六个分院。总院为全院的行政中枢，第一院为蒙养部，第二院为小学部，第三院为中学部，第四院为职业部，第五院为职工部，第六院为大学部。其设施之完善和规模之宏大，足以作其他各私立学校和慈善教育机关的模范。
1920年10月3日，香山慈幼院正式开院，一次就招录了640名孤贫儿童。到1926年，在院儿童已达1704人。在近30年的时间里，它把近7000名孤贫儿童培养成了社会的有用之才，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侯镜如、原铁道部部长刘建章、原邮电部部长王子纲等都是他的学生。
然而，当时很多人对它并不了解，往往把它与教会或外国人办的孤儿院与育婴堂等同起来，担心把孩子送进去会被挖眼睛或挖心脏，因而对孩子入院都顾虑重重，不少人都是抱着与其等着饿死不如去碰碰运气这种试试看的态度把孩子送进来的。孩子入院后他们才知道，慈幼院竟是这样一所环境优美、设备齐全、规模宏大的学校，这里简直就是贫困儿童的天堂！
香山慈幼院是一所特殊的学校，更是当时新式教育的试验园地。它与其他国民学校的最大不同之处，即在于推行的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这种三位一体的教育体制，并且对孤贫儿童即正生的衣、食、住及学习、生活用品全部免费。它“纵的方面自婴儿教保园、而小学、而中学、而补助升入大学，贯彻全部教育阶段；横的方面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兼施，学校与工厂齐办，小学得职业之陶冶，初中得职业之试探，高中得职业之专修”，形成一系列完整的教育体系，开创了我国慈善教育的先河。尤其是他创建的为了能让孤贫儿童享受到母爱和家庭温暖的“小家庭”教育模式，比1949年奥地利的世界第一所国际SOS儿童村还早了15年！因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只要一提到北京香山慈幼院，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称颂之声，遍于环宇。
它就像香山满山的红叶，吸引了当时国内外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1929年7月，美国记者团边参观该院蒙养园边忍不住称赞该园“较之美国所办之幼稚学校有过无不及”，“足以作将来世界幼稚教育之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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