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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修正的风波
作者：余广人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是在胡耀邦总书记亲自主持下起草的。在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之际，《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发表了当年参与这份文件起草的郝怀明的回忆文章：《耀邦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胡耀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决议〉》，披露了文件起草过程，材料非常丰富。文章平实的语调，令人产生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回味。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一向有温和之称的胡耀邦，为了摒弃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法，态度鲜明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一起联名，几易其稿，给中央常委写下了一封信，专门阐述不用这一提法的理由。这封信得到了邓小平等的赞同，因而在《决议》中摒弃了“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
围绕《决议》起草过程中的这一争论，表面上看是一个提法是否写进《决议》的问题，而联系到当年的情况来看，这场争论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不小的争论，用多年后田纪云的话来说，实质上是“以胡耀邦为代表的主张改革的人和思想比较保守的同志之间”的“一场激烈争论”。
一
耀邦信中阐述的理由是两条：一是因为起草十二大报告时，对“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没有很好地推敲就采用了”；二是因为后来又“有些同志对此提法所作的不那么妥当的解释，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误解”。
综合这两方面原因，说到底，是在起草十二大报告时，在对那时国情的认识问题上，胡耀邦与一些人意见不一致，并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分歧。
分歧之一是：政治报告应当以全面推进改革还是以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为中心内容。胡耀邦认为，为了实现20年的奋斗目标，在农村改革已经取得成效的形势下，必须在经济体制方面已经进行初步改革的基础上，抓紧制订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全面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开创新局面，才能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政治报告以此为核心，予以强调，是适宜的。但是，胡乔木却要强调调整，坚持要在政治报告上写明：“在1981年到1985年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要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各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因此在80年代，“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很快。”他只把胡耀邦的上述重要观点附带在后面，以“同时”连缀起来。胡耀邦对这种表述是不满意的，但是他的意见被胡乔木拒绝了。胡乔木曾当着全体起草人员的面对胡耀邦说：“耀邦同志有方针性意见可以对我说，具体问题就不必过问了。”
分歧之二是：是发展商品经济还是坚持计划经济。报告起草时，经济学界薛暮桥、林子力等人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诸如：要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要把企业办成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营方式等等。胡耀邦认为，这些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意见十分重要，对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提请文件起草小组予以重视。但是在此不久之前，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央的一个会议上仍然说要“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批评“现在计划经济不受欢迎”，提出要“强调计划经济，不强调不行”。于是，起草小组中有的人写了一封信，说那些经济学家的意见，“必然会削弱计划，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信中还说：“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做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胡乔木将这封信批发给中央各领导人。对于这封信的许多观点和分析，胡耀邦是不同意的，但是他审时度势，感到如今要在十二大的报告中解决这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性问题，时机还很不成熟；何况，起草小组在胡乔木的主持下，仍然用很大篇幅阐述计划经济。他只能回避这种冲突，对起草小组的报告稿作了很多修改，委婉地说要“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并说“要继续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在计划管理上需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对许多产品和企业要实行主要选用经济杠杆以保证其实现指导性计划”，等等，实际上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开了许多绿灯。
分歧之三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下国情认识的分歧。这个分歧也是前两个分歧的集中表现。
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下的国情是什么？在粉碎“四人帮”以前，党内习惯的解释就是毛泽东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报告中的提法：“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进全会公报上的观点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一段话：1、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是社会主义时期；2、将整个社会主义划为过渡时期，中国的国情只能是大搞阶级斗争，而且要长期化、绝对化（也必然会扩大化）；3、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十年“文革”内乱的基石。
粉碎“四人帮”以后，伴随着经济学界的拨乱反正，一些经济学家对毛泽东及八届十中全会所提出的观点进行了反思，提出：1、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到共产主义到来之前，社会的发展必然要经过几个发展阶段，不分阶段地说成是一个完整的过渡时期，是不对的；2、我国当前处于什么阶段？结论是还是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种可贵的探索所得出的正确观点，在1981年被写进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说：“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从语句上来说，“尽管”二字只是一种陪衬。但是，这种陪衬却也不是随随便便出现的，这是经济学界研究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成果在党中央文件中的首次被确认。此后，这种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胡耀邦从理论高度上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国情认识的出发点。所以，在起草十二大报告时，当起草组成员于光远提出，政治报告应该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胡耀邦听了连声说“很好，应该写”。
但是，有些人抱着固有的条条框框不放，仍坚持认为我国现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是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了。既然当前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那么，1、十二大报告的核心内容只要提出在原有的基础上“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就可以了，何须提全面推进改革！2、当然要实行计划经济，何须发展市场经济！而与此相联系的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必然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因此，当于光远的提议得到耀邦的赞同后，胡乔木不好反对，但只是把胡耀邦肯定的这句话孤立地写了进去，对于初级阶段将会给我们全面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及其方针政策带来哪些特殊问题，并没有展开论述；相反，他还是用更多的篇幅讲他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
政治报告在阐述精神文明时，用了相当多的“共产主义”词句。例如：“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在我国得到完全的实现，还需要经过若干代人的长期的努力奋斗。但是，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运动。”“现在这个运动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期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把政治报告刚刚说过才几百字、是胡耀邦和于光远等坚持写进去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完全不顾，而说成已经“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了。尽人皆知，“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