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
作者：王 泓
读了季羡林的《沧桑十年·序》，他说：“‘文革’浩劫才过去二十年，人们已经淡化了，给年轻人再谈，已被看作是‘天方夜谭’、‘海客谈瀛洲’；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对此，我久久不能平静。特别是想到“大跃进”，它对“三农”的破坏、摧残，决不次于“文革”，真使农村到了古人所说的“人亡政息”的境地。对历史负责，就应把它的教训很好的传给后代，不使他们重犯。怎么办呢，李锐的意见我很赞成，他说：“我们不妨来个双峰对峙、二水分流：一方面鼓励史学家放出眼光，不是按照现在的结论，而是按照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的经验，写出确有见地的现当代历史佳作；另一方面，鼓励历史事实的亲历者，真实而无涂饰地写出自己的遭遇、见闻、思考和情感，不要限定什么标准框框。现在这样的著作面世的不多。”这是一个很好的补救办法。
我是亲历者
我自己可说是大跃进的“亲历者”。那时我在国家计委工作，曾几次去河南、河北、天津、安徽、江苏做过调查研究，又是万名干部支援农业队伍中的一员，在河南叶县的旧县公社（后改为区，下属八个小公社）担任过两三年的公社书记或区委书记。我们下去时，国家几个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给我们作动员报告，都比较笼统地说，现在农村出了问题，情况比较严重，有的公社化、食堂化都成了危机。这是社会主义也是共产主义的阵地，一定得保住，也要解决群众的困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原因有三：一是天灾，二是人祸，三是苏联逼债。下去一看什么都明白了。没有什么天灾，苏联逼债不会造成没饭吃，实际上只有人祸这一条。我们下去原来是为大跃进擦屁股的：一是尽快制止人口非正常死亡；二是恢复农村瘫痪的政权；三是恢复农业生产；四是处理各种“大办”的遗留问题；五是维护食堂化。食堂要办好没条件，要坚持就不能制止饿死人，要解散又不许。总之所有工作之难、责任之重、压力之大，是我有生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因此，我自认为自己是大跃进的亲历者，也是受害者。
为什么说我是个受害者呢？因为大跃进初期，我几次下去调查研究，结果都不好。例如到南京看大炼钢铁，见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将学生正在使用的原国民党中央大学等校留下的小钢丝床、院墙铁丝网都炼了钢，结果变成一堆堆烧结铁、废物。我写报告说，炼钢是因为它有使用价值，不该有用变成无用。特别是很多学生还在打地铺，国家还得花钱给学生搞床睡，又是一笔浪费等等。于是这就成为我反对大炼钢铁的铁证。庐山会议后，国家计委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对我的，看来“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我戴定了。后来不知为什么“反右倾”突然停止，对我也就不了了之。
又如一次去河南调研，随便了解某大学毕业生分配情况（那时周总理确定大学生毕业分配由三个部门管：计委管计划、教育部管调配、人事部管调整），谁知该大学竟自作主张停止分配工作，要大学毕业生都回家劳动，并说这是毛主席的号召，搞得学生家长到学校来大闹。怎么办呢？对此，我只说了两句话：学生毕业分配问题，到目前为止，我没听到毛主席、党中央有什么新的指示；你们要搞，工作要注意做细，不能出意外问题。可是我还没回来，告状信已经来了，说我下去指手划脚，给大跃进、新生事物泼冷水。这信多亏落到我的一个领导王汝之手中，他给压了下来，未做任何处理。不然也成了我反对大跃进的罪状。
再如我和老领导张北华（原为计委劳动工资局副局长，宋平为局长。第一次成立国家经委时，计委一分为二，我和张一起到经委，他任干部计划局局长）去天津参观水稻的大卫星。到地里一看，一眼就能看出是把二十多亩地中快成熟的稻子合并移栽到一起造成的（各地都出现这种办法）。由于挤得太紧，上边装了许多大灯泡照明，下边用鼓风机吹风。张是一个只说实话的人，他在地里就说：“这是胡闹，算什么卫星，非减产不行！”出了稻田刚上公路，就碰到几个拉车担扁担的人，带铺盖锅盆碗筷，他要停下来去问问是干什么的？他果然猜对了，是山东逃难出来的。他是山东人，当即表示：看来我们山东政策出问题了，农民故土难离，怎么这时还出来逃难？！他看到经委北门外也搞土炉炼钢，便摇摇头说：“怎么我们也这么搞，这能炼出钢来吗？！”他将他的看法，都对委领导作了汇报。结果，很快调往甘肃，听说他在甘肃又是老说实话，被反复折磨致死。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也被调回计委。
回计委不久，又被暂调国务院科技队伍规划办公室。这时大跃进的后果已经显现出来，影响到国务院食堂。我在那里还占了点便宜：一是口粮定量时，给周总理也评了定量，由于他每月有许多顿饭是招待外宾的，把他的粮食定量的一半左右均给大家，给我也涨了一斤；二是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不知从哪儿搞到豆腐渣，每天早上由食堂免费、免粮票供给每人大半碗，很解决问题。大家都很感激这位好秘书长。但好景不长，突然调我回计委去农村支援农业，好像还是多人中挑一似的。不管怎样，是党员，就只能二话不说的下去。
下去工作上困难不说，生活上也很难过得下去，要能带领群众渡过难关，首先得与群众生活在一起，同甘共苦。因此，我在旧县吃过17种不是人吃的东西，包括树皮、树叶、谷物秆、玉米芯、红薯蔓、观音土、棉枣、麦苗等等。一次肚子特别饿，到老乡家去，正碰人家吃午饭，吃的是玉米芯（剥去玉米当柴烧用的玉米棒），吃多了，一两天也缓不过来，肚子烧得很难受，整天喝水也不行，而且怎么也拉不下屎来。这样不久就浮肿得很严重，首先感觉走路很困难了，我就托人买了辆自行车，平路、下坡都可以，可是上坡就麻烦了，怎么也推不上坡，只好坐在路旁等熟人，请人帮我推上去。有时我知道有人在办公室等着我，我坐也坐不住，急得直想哭。接着反映在眼睛上，晚上办公，开始还可以，不多久文件上的字就密密麻麻一大片，模糊不清了。闭上两眼靠椅背休息二三十分钟，才能再看一会儿文件，这个罪也很急人。这时农民一天三两八钱粮食，干部、民工再多占一点，一顿一两也难保，死人现象就很难制止。我自己身体也难以支持，请大夫来给我看病，都说吃不饱，缺营养，热量不够，就给开半斤或一斤酒（那时买酒必须大夫开条），叫我必要时喝上一口。至于营养，我两年只吃过两个鸡蛋，还是我爱人去广东出差拐到叶县来看我，在路上花高价买了带给我的。为了吃这两个鸡蛋还犯了难。我虽然在区里单独住一个小屋，但鸡蛋皮不能叫人看见，就出去到田边散步，在野外吃了，蛋壳埋在地里。
就这，我还是性命难保：一次我在思诚村驻村，一天饿得昏了过去，起不了床了，村里请大夫给我诊治，大夫说有危险，但无药可治。她悄悄对村里人说，看样子吃什么东西也不行，他已难以吃下去了。最好弄点鱼汤给他喝，也许有希望。村里几个人商量，叫谁打破薄冰下水库摸鱼呢？人都饿得很虚弱，下水危险也很大，最后几个青年一起去摸了鱼回来救活了我。这件事使我很感动、很难过。吃，感到吃不下去，落了泪。不吃也感到对不住群众的情意，心里也很难受。群众多好呀，我终生难忘！
第二次是我又不行了，当地大夫说，那儿还有两支进口葡萄糖取来给注射。谁知这葡萄糖已变了质，注射进去后马上发烧到昏迷状态，一试温度计四十多度到了头。几个大夫都感到束手无策，叫地方准备后事。主治大夫是个女的，带着两个孩子，竟然把孩子扔在家里，两天两夜陪着我，坐在我身边痛哭不已。她以为我十之八九不行了，我死了，她也就活不成了。我偶然清醒一点，就赶紧叮嘱地方干部：我死与大夫毫无关系，她是好心，无论如何不能归罪于她。但我命长，终于活了过来。最后还是因我病危被送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