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献田”引起的四十年冤案
作者：宋 燕 凌
1946年8月2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位置登载了一条新闻：《主动帮助农民翻身翟士贤献出大部田产》。内容是：北方大学教员翟士贤同志，说服自己家庭，将自己部分田产、房屋、衣物献予村农会，请求分配给贫苦农民，以加速实行中共及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所献财产包括田地二百余亩，房屋二百余间，及价值数百万元之衣物用具。翟同志家庭系武安县伯延镇有名三大地主之一，本人系共产党员，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任八路军太岳纵队宣传科长，现任北方大学教员。对翟士贤的献田，武安县委表示热烈欢迎，并号召干部首先响应这一行动。伯延镇的农民们交口赞美说：“他献出田地帮助咱们翻身，真不愧为共产党员。”
这条新闻是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也就是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的采访部，一身二任）电传到延安新华总社，经总社审定发布全国的。
后来了解到，翟士贤参加工作后用的名字是翟墨新，翟士贤是本名，家乡人一直叫他翟士贤。他家所在的伯延镇，就在人民日报社当时的驻地武安县南小庄附近，相距不过二三里。
“五四指示”和“献田运动”
什么叫献田？为什么要献田？这得从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说起。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全民团结抵御日寇，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十年内战时期没收平分地主土地的做法，改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抗战胜利以后，各个解放区相继展开大规模的反奸清算运动，清算汉奸恶霸的罪行。在这场斗争中，许多地方无地缺地的贫苦农民不满足于减租减息，要求从斗争对象的手中取得土地。于是，1946年春天，中共中央制定了“五四指示”，在支持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的同时，也明确规定了对地主富农和各色人等加以照顾的各项政策。
根据“五四指示”的精神，让有些地主自愿献田，首先是地主家庭出身的党员干部带头，说服他们的家庭，主动地无偿地拿出土地来让农会分给无地缺地的雇农贫农。当时，其他解放区已经有开明地主献田的消息。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的负责人安岗、李庄两位同志认为，在晋冀鲁豫解放区也应该树立一个这样的典型，配合“五四指示”的贯彻执行。报社驻地附近的伯延村就有一家有名的大地主，家里又有一位有多年革命历史的党员干部翟士贤，这件事情办起来比较容易，而且办成了发表出来影响也比较大。他们就同受总分社指导正在伯延采访“清算”运动的《新华日报》太行版记者史洪商议，要他找中共武安县委书记王庭栋商量，能否用献田的方式解决翟家的土地问题。县委同意后，记者就找翟士贤谈。翟士贤的父母在开封经商，家里的事情由他说了算。他说这是一件大好事，我完全同意。于是立即实行，旋即发了新闻。以后，中共太行区党委还发出了“学习翟士贤”的号召。新闻发表后，晋冀鲁豫解放区各地的开明士绅纷纷献田，《人民日报》都发了消息。晋冀鲁豫中央局把这称为“翟士贤献田运动”。
献田突然成了罪过
情况很快发生了大变化。内战形势日益紧张，土改与战争的关系也更密切起来，成为战争的人力物力财力全面动员的重要手段。
秋天，为了备战，人民日报社向西转移，远离伯延镇，从此不再知道那里的情况。
1946年10月间，按照上级指示，报纸发表了一些“地主分子秘密串联，用献田的方式麻痹群众、逃避斗争”之类的消息，再也不提开明士绅献田之类的事情了。
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指示，要求在土改不彻底的地方实行“填平补齐”。当时报社自己不写社论，偶尔发表社论，都是中央局送来作为重要指示发布的。这天发了一篇社论《开展翻身大检查实行填平补齐运动》，批评在土地改革中过分强调“照顾”了，提出：“要把社会秩序打乱，要乱一顿，否则就建不起革命的新秩序。”还提出要查地主的“假开明，假献田”。
从此，“填平补齐运动”一直“深入”。《人民日报》特别介绍了某地的经验，叫做“一股劲地继续深入”。于是，斗争深入到中农、工商业者，甚至许多部门的干部……社会秩序的确在“乱一顿”，而且越来越“乱”，到处一片恐怖气氛。
1947年9月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开始。深入土地改革，支援前线，成为解放区更加重要的任务。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乡村中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统一平均分配。为此，要保障农民有全权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干部。会议决定结合土地改革普遍整党。
为了彻底平分土地，充分发动雇农贫农支援前线，从10月4日开始，晋冀鲁豫中央局在驻地冶陶召开土地会议，集中全区县团级以上干部一千七百多人，用了八十多天时间，揭发土地改革中的右倾错误，开展查阶级查思想查工作的整党运动。会上纷纷揭发“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集中火力严厉打击“严重的地主富农思想”。中央局宣布了一部分因在土地改革中犯了严重错误而受处分的人名单，其中包括一个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在内的31人被开除党籍，142人受到留党察看等处分。一些党组织被认为实际上成了“反人民的小集团”，有3个市委领导机关被撤销，3个县委领导机关受指责，1个市公安局被撤销。
在这种政治气候下，中央局一位主要领导人在大会讲话中提及：“翟士贤献田运动是改良主义的方向，是对劳动人民的欺骗，应给予严肃的批判。”这是从领导思想方面说的，否定的是把献田运动作为方向，并不是说翟士贤献田是欺骗群众。可是，就在冶陶土地会议开始那一天，《人民日报》上却发表了一封写给“编辑同志”的信，加了一个标题《翟士贤献田真相》，说《人民日报》在1946年8月2日发表的是“不真实的新闻”。信中特别强调县委书记王庭栋和区干部曾对翟进行斗争，“坚决给农民撑腰”。信上最后说明：所反映的情况是一位区干部“亲口谈的材料，且经县委书记王庭栋的同意”。从这就可以了解此信的来历。当时，献田运动已被否定，批判“阶级立场不稳”的风声越来越紧，曾经同意并且表扬过翟士贤献田的人力求撇清自己，也是人情之常。何况翟士贤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长期在部队和学校里工作，不懂得地方工作中的奥妙。他对一些过火的做法看不惯，认为地方干部“还没有训练好”，不注意中央规定的政策。他自以为对党忠诚，口无遮拦，到了基层随便发议论，甚至批评区村干部。这自然很容易引起地方干部的反感以至忌恨。特别对于地主阶级家庭出身而又在比较高的机关单位工作的人，更是如此。当时当地，翟士贤的言行被认为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破坏土地改革、阻碍群众运动，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查阶级查思想查工作的运动在人民日报社也一天天深入地进行。1948年1月15日，报上发表了当初要记者采写翟士贤献田新闻的两位同志的“初步反省”，说自己的出发点是发一条“漂亮新闻”，以表现自己的工作成绩，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没有坚决站在农民的立场，不自觉地扭到了地主方面”，“幻想某些地主能够‘自动开明’”，“想用‘和平解决’代替斗争清算”，“表扬了地主，打击了农民”。还说，新闻中“将自己的田产房屋献给勤劳的农民”的说法，是地主阶级观点。理由是：地主的财产全是剥削农民的血汗而来，说是把“自己的”田地给了农民，这样农民的斗争就成了不合理，这是侮辱农民。
北方大学负责人参加冶陶土地会议后回校，立即指示文教学院在干部小组会上揭发批判翟士贤（翟墨新，当时是文教学院教员）。在压力下，翟检讨了自己“阶级觉悟不高，与地主家庭没有划清界限”，但负责人仍然认为他“看不起小组中的任何人”，“不暴露真面目，不忠诚”。于是，决定把小组会扩大，发动更多人“帮助他学习”。扩大的小组会开了四天，他被认为“仍不老实”。于是，校方决定2月1日召开全校大会“教育”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