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塞克的人品与文品
作者：孙焕英
塞克(1906——1988)，原名陈秉钧，河北霸县人。中国抗战文艺的领军人物。他是剧作家，其剧作《流民三千万》，是抗战文艺的开山之作；他是表演艺术家，是中国当代表演艺术“体验派”的代表人物；他是诗人，和冼星海、王洛宾、贺绿汀等著名作曲家合作的《救国军歌》等歌曲，在抗战中产生了深广的影响。他还是画家、翻译家。他曾被人们誉为“抗战吼狮”。
人品：特立独行
谈到塞克的人品，首先要看到他的政治信仰。塞克受“君子群而不党”的传统影响，一生曾经参加过许多文艺社团，却一直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但是，这并不是说塞克没有政治信仰。按照一个习惯用语来说，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塞克”，就是俄语“布尔塞维克”音译的简化，现在音译为“布尔什维克”。塞克是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古代的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塞克信仰马列主义，三入牢门而不悔。他早在哈尔滨做《晨光报》副刊主编的时候——那时他叫陈凝秋，就因为发表共产党人的和支持北伐的文章而被捕入狱。因为他，报社也被查封。后来，他偷越国境跑到了苏联，想到那里寻求列宁主义，结果，又被怀疑为“国际间谍”而第二次被捕关进了外国人的监狱。再后来，他在上海组织并参加了“大地剧社”，到南京演出进步戏剧。回到上海以后，还没有出火车站，第三次被捕又被关进了监狱。这样一个坚定的进步人士，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竟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记得在“文革”中，有一次，塞克先生和我说笑话，解释“反动学术权威”六个字，他说：“我一是不学无术，二是无权无威，三是一辈子反对反动！”
说到塞克的人品，他是当年延安的一大怪。“延安四大怪”，塞克是“天怪”，第一怪，最怪。在我看来，塞克之所以被人们称为“怪”，是因为他具有独立人格、坚持独立思考、实践特立独行。
举一个例子：在“文革”中，1967年还是1968年，记不清了，10月10日的晚上，塞克先生、我和钱韵玲女士就是冼星海夫人三个人在塞克的书房里喝茶聊天，谈到了冼星海。塞克和冼星海，曾经有过三度合作，一度是在冼星海去法国之前，一度是在冼星海从法国回来之后，第三度合作是在延安时期。两个人，可以说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冼星海死后，塞克流着眼泪写下了星海挽歌，我都见过原件。可是，在冼星海从延安赴苏联的时候，塞克居然拒绝参加冼星海赴苏联的欢送会——这当然使人很难理解。人们在欢送会上热烈祝贺冼星海将赴苏联，而塞克则在山上痛苦地来回走着。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塞克看来，冼星海去苏联，是错误的。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在祖国最需要冼星海的时刻，冼星海不应该离开祖国。冼星海所以同意去苏联，是受了王明的影响，冼星海是崇拜王明的。塞克的看法是否准确和符合实际，我们姑且不论。但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塞克是个独立思考、特立独行的人物。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举一个他和毛泽东的例子。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还是非常谦虚的，礼贤下士。塞克刚到了延安，毛泽东立刻就到了招待所看望塞克。在延安文艺整风前夕，毛泽东要做些调查研究。他想到了塞克。因为，塞克敢于说真话。毛泽东派了李卓然去请塞克。岂料，塞克拒绝了!李卓然询问原因，塞克说，毛泽东那里岗哨层层，他不愿意在哨兵的眼皮子底下走动。没办法，李卓然只好回去，如实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马上决定：塞克来的时候，一路撤岗！自然，这个决定，遭到了毛泽东卫士们的反对。毛泽东只好又做卫士们的工作，向他们说：我这个朋友，脾气可大啦!如果你们不撤岗，他来了一看，扭头就回去啦，你们可吃罪不起呀!结果，还是在塞克来的时候撤掉了岗哨。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塞克的人品，不搞阿谀奉承，不邀宠上爬，保持了知识分子的自尊。
文品：文如其人
塞克的文品之属性，首先是其作品的政治倾向，这就是民族的尊严。这和他人格上的自尊是一致的。塞克在《我写歌词的七个基本原则》一文中说，第一原则，就是政治倾向。他说：“凡是普遍流传的歌曲，都是因为歌曲的本身包含着丰富的政治生命，以及强烈的时代色彩，它的流传正是那政治生命在群众之中的生长。”塞克一生创作的亮点和高峰，是抗日战争时期。像《流民三千万》、《救国军歌》(冼星海曲)、《心头恨》(贺绿汀、冼星海曲)、《全面抗战》(贺绿汀曲)、《谁敢夺我一寸土地》(贺绿汀曲)、《保卫卢沟桥》(冼星海曲)、《抗敌先锋队》(王洛宾曲)、《血花曲》(王洛宾曲)、《老乡，上战场》(王洛宾曲)以及《生产运动大合唱》(冼星海曲)等等有名的作品，都产生在这个时期。它们的政治倾向或者说是主题思想，无一不是“维护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即民族自尊和反抗侵略。这是时代的精神，又是永恒的主题，加上一流作曲家的合作，所以，塞克的这些作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有着不灭的生命力。
塞克的文品之另一属性，是在艺术上的民族和大众性格。实际上，这是塞克民族尊严的政治倾向的折射。一个艺术家，心里想着民族和大众，他在创作的艺术上，必然有意无意地体现出民族性和大众性。以歌词为例，我们纵观塞克的作品，其艺术上，有一个从《诗经·风》到汉《乐府》的传统，那就是平实、上口、简练、通俗。像《二月里来》：
二月里来呀好风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指望着今年收成好，
多捐些五谷充军粮!
再看：
“种子下地会发芽，
仇恨入心也生根；”(《心头恨》)
“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二月里来》）
这些非常生动形象富于文学韵味的诗句，实际上都是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种老百姓的口头语言创新而来。
塞克在《我写歌词的七个基本原则》当中，曾经这样说：
“我们应当多注意和多学习在民间根深蒂固的一些成语(作者注：此处“成语”指老百姓现成的常用的口头语言，不是指“典故成语”之“成语”)，把这些成语拿来，赋予新的生命，加以组织，它自然会成为一支最新鲜、最有意义、最富于普遍性的好歌。”
这篇文章中还说：
“我们要特别顾到语言习惯，作者要是违背它，人家就会听不懂，听不懂就等于宣判了这支歌曲的死刑。”
当前，有些歌词，就是老百姓听不懂，如入五里雾中。实际上，这些歌曲的演唱者及其歌迷，自己也是不知所云，不过是在那里不懂装懂、故作时髦罢了。别看这些歌曲在一些歌手及其歌迷当中那么红火，实际上，它们没有几天的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