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我与夏衍交往五十年
作者：张 颖
1977年“四人帮”垮台不久，我从加拿大回到北京，那时已是阳光普照大地。但十年的噩梦人们都还深深印记。“十年动乱”中文艺界无疑是个重灾区：许多著名的艺术家、作家、老前辈都受到无情的残害，我听说夏衍同志被打断了一条腿，本来是那么精干的人，现在成了残疾，走路很艰难，回到北京我首先想到要去看望他。
夏公和猫
一个星期日上午，我骑着自行车奔南小街一条小胡同。那条小胡同在“文革”前我去过许多次，但这次却找了好半天，才寻找到那个小小四合院。门没有上栓，我一推就开了，小院洒满阳光，不远处有一张小桌一把藤椅，那都已经很旧了，夏衍同志坐在那张藤椅上。见有人进来，他有点惊异，两分钟，还没有辨别出是谁进来了，我快步走向前，他很想站起来，我已走到他面前，紧紧握住他双手，好一会儿他才回过味儿来问：“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不走了吧！”我一劲儿点头，心里酸酸的，眼泪差点滴下来：“夏公，我好想你啊，看您的脸色不错，就是太瘦了，还是吃的那么少吗？……”
暖暖静静的院子里，有两只狸花猫和夏公作伴，可能是母女俩，大的端坐在桌子上，小的却伏在夏公的肩头，不断的爬上爬下，夏公却悠然自得，有时用手抚摸一下。几乎所有和夏公较亲密的人，都会知道他爱猫，而且他总是把猫赋予人性。我们家也爱养猫，特别是住在平房的时候，可以镇住老鼠，如果不养猫那就等于养老鼠，但是我偏爱长得好看的波斯猫，雪白的，脸扁扁的，眼睛两色的。我曾对夏公说，您的猫不好看，狸花猫不美，我送您一只“白雪公主”好吗？他拒绝，认为波斯猫太娇气，而狸花猫既能捉老鼠又富人性，他最喜欢。说起夏公和猫，不少人都知道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文革”期间，夏公被关进监狱，夏公家的老保姆和两只狸花猫仍然住在老房子里，她们想着夏公被抓走了，不过十天半月的总会回来吧，所以一直平静地等待着：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过去了，都毫无音讯。老保姆还有点积蓄，能维持她和猫的生活，她们相互慰藉，都在等待着相信夏公总会有一天会回来的。到了第六个年头，老保姆年老体衰，得病不治而亡故了。家中就剩下两只狸猫。原本在家里是有老保姆喂养的，老人一去不归，就断了粮。听说这两只猫虽然夜间常出外觅食，但不管是深夜或黎明，仍然会回到这个家来等待，哪怕是蜷伏在报纸堆里，都从未离开过，不管外边的世界怎样混乱折腾，这双猫始终未离开这个家。十年以后，夏公终于回来了。从一个健康精干的中年人，变成一个残了一条腿的老人，拿着一根拐杖，艰难地回到这个家。这里虽然已面目全非，但到底曾经是家，他已经听说，老保姆已离开人世，但狸花猫呢。他无声地坐在院子里，某日他像是听到响声，却静悄悄的，老狸花猫慢慢地拖着极疲累的身子慢慢踱到老人脚下，用他曾是敏锐的鼻子嗅嗅主人的脚，好像是无力跃上主人的怀抱，而是在地下慢慢地踱步，走了一圈又一圈……第三天，这只猫伏在院子一角终于上他的天国去了。夏公无言，猫多么仗义多么忠心多么多情啊，难道这不是比人还人性么？
80年代夏公搬到六部口的一个比较宽敞的四合院，有三间房也修缮得比较舒适，而老人住在后边小三间北房。他的居室不大，一张小床，旁边放一张茶几，不像桌子，这就是他的办公地方了。他从床上起来就坐在一张小沙发上，无论见客人谈话，还是吃饭还是写文章都在这么小方块地方，有时吃饭也走到那间较大的房间，那既是客厅又是饭厅的地方。他搬家以后我和凤子第一次到他的新家时，一进大门感觉不错，顶宽敞的。木柱子还油了红漆，小院子里还栽了几棵翠竹，从小房向外望去，能看到翠竹随风摇曳的影子。我们一进房间首先看到的又是两只狸花猫，还是一老一少，那只老的正面对夏公端坐在小小的书架上，而那小的就是伏在夏公的肩头，那还是南小街小院的景致吗？有一次正好夏公吃午饭，那只老猫坐饭桌上，正陪着夏公用餐哩。老猫静静地端坐桌上，小猫则在地上咪咪叫。我和凤子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相视而会心微笑，夏公和猫是分不开的一家子，正如夏公所说，猫是通人性的。
初识夏公，初读夏公
我第一次与夏衍同志见面是1942年，他从香港经桂林到了重庆，不久他与金山、于伶、司徒慧敏等在重庆筹办了“中国艺术剧社”，因为有好的社会关系支持，这个民间职业话剧团比“中华剧艺社”的条件优越的多。他们演出了巴金的《家》，轰动一时，以后不断有新剧目演出。而夏衍的话剧作品最初是由“中华剧艺社”演出，《一年间》、《愁城记》、《法西斯细菌》则是由“中国万岁剧团”演出的。《愁城记》演出时卖坐不大好。《新华日报》登了我写的一篇剧评，对该剧作了介绍和分析，我当时写的这篇剧评很不像样子。夏衍当时已经是文化组的负责人之一，我虽然知道他，但还不算正式认识吧。不久，在一次会议上才正式见了面。开会前他来了，他好像特别注视着我。看的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他却很随便地向我伸过手来，说：你就是戏剧界朋友都认识的青年剧评家呀？我脸都红了和他握着手：请你原谅，我写的太糟了，还挨了恩来同志一顿批评才写的。我刚刚开始学习哩。夏衍倒是笑笑说：果然很年青嘛，你二十岁都还不到吧，他们还有人称呼你大姐哩。当时我心里有点别扭说，我已经满二十岁了，谁让他们称我大姐哩。以后夏衍常常来曾家岩50号参加南方局文化组的会，我们也就慢慢地熟悉了，就像和其他文艺界的领导一样。不久我又写过《法西斯细菌》的剧评文章，夏衍也表示满意，但我们除了工作的事，接触不是很多。
当我在广州上中学的时候就读过夏衍写的《包身工》。我是从这篇报告文学中初次具体认识了中国的工人阶级，也可以说是我对革命认识的启蒙吧，以后又读过他翻译的《母亲》。我这个小知识分子也是从前辈的不少作家的作品中逐渐在思想上有所改变走上革命道路的。以后由于工作关系我能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我崇敬的作家、艺术家们，这是我的幸运。
夏衍写文章的视野是非常广阔的，从分析世界形势的国际评论、政治社论、杂文、散文到文学作品到电影脚本、话剧创作，无一不涉及，而且数量也极多，我读过的仅是极少极少的一点而已，只有他的话剧创作我读的比较多些，看过的演出也不少。夏衍第一个话剧《赛金花》的演出轰动一时，也曾引起过不少争论，不过经过这么多年总算有了定论，这是一个爱国主义的剧本，在当时起过很好的作用。在抗战以后夏衍所写的话剧几乎都是以知识分子，尤以中下层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从《上海屋檐下》到《愁城记》到《法西斯细菌》及其后的《芳草天涯》，都是写知识分子的。夏衍话剧创作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在历史剧中对历史人物的深刻理解，与同时期的郭沫若和田汉等人不同：总是淡淡的，从表面进入到深层，合情合理地发展下去。对知识分子的缺点有批评有鞭鞑，对他们的优点有恰如其分的歌颂和表扬，读他的剧本有如一股清泉在心中慢慢流淌。
对夏公的一次不公正的批判
在夏衍的话剧创作中，有一事在老人心中始终耿耿于怀：那就是1945年在重庆演出《芳草天涯》后，《新华日报》上曾经发表过比较严厉的批判文章。我当时已从重庆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所以对于这段历史事实并不了解详情，从延安回到重庆后，我又在文化组工作。忽有一天夏衍把我叫住问道：你在延安时，想来已经知道在批判我的《芳草天涯》。但你听恩来同志谈起过这件事吗？你看过《新华日报》的文章吗？这真是恩来的意思吗？当时我有点吃惊，我据实回答说，没有听恩来同志谈起过这件事，在延安恩来同志很忙，特别在七大召开以前，我只见到恩来同志一次。恩来同志倒是为了延安作家们（有张庚、荒煤等参加）创作的剧本《粮食》，开过两次会，我也参加了，但恩来同志从未和我谈起重庆的事。夏公有点茫然地说，延安派来几位大作家，来重庆一面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一面要批评蒋管区文艺工作上的右倾。这一情况我当时是知道的，大作家指的是何其芳、林默涵等有四五人吧，他们到重庆后不仅召集会议结合蒋管区实际讨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并着重介绍延安近年所获的巨大成果，并对蒋管区的文艺工作进行总结。他们来的几位，虽然没有演员，但在化龙桥《新华日报》编辑部演出了一场秧歌剧，剧目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牛永贵受伤》等，请来不少民主人士和文艺界朋友来欣赏，因为这些秧歌剧的内容完全是反映工农兵生活的，而形式又很清新充满乡土气色，所以引起了很大反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如何来贯彻“讲话”精神呢？在重庆或其他国民党统治区又如何实践深入工农兵呢？这些都引起重庆文艺界人士思想上的颇大波动。其实1943年在延安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文章传到重庆，南方局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领导下，曾经进行过学习讨论。恩来同志等曾说过，讲话精神一定要好好学习，也应该结合各人的思想来进行学习，但由于环境不同，做法也不可能一样，在国统区以学习精神为主，而不可能像解放区那样具体实践。因为当时像在重庆或其他国统区的大多数人民群众也难以很快就接受秧歌剧的这种形式。而作家艺术家们深入工农兵，在那样的环境下也是不可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