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史超眼中和笔下的淮海战役
作者：刘仰东
今年暑天来得早，一入夏便屡遇40度上下的高温。6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笔者带着“淮海战役”这个话题到莲花池总政干休所拜访史超老人，尽管酷暑难耐，史老却兴致盎然，语调爽朗，神情格外投入。他笔下的电影作品《五更寒》、《秘密图纸》、《在被告后面》、《大决战》等等，早已家喻户晓。事实上，在投身电影创作前的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史超一直随刘邓大军转战，1948年秋天，在刘、陈、邓等“总前委”首长身边参加了淮海战役。三十多年以后，他又接受了再现淮海战役的电影《大决战》的创作任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生的巧合。那么，在这种巧合的背后，他是如何亲历淮海战役的？他又是如何创作这部电影的？同样不能不引起我们探问的兴趣。
淮海战役之前
抗战胜利后，正在“抗大”四分校三大队当教员的史超，和三大队全体人员一道奉命从陕北开往东北，途中又接到命令，转调晋冀鲁豫军区，来到了华北的邯郸。大队长任白戈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史超任文工团团长，政治部主任由军区副政委张际春兼任。
不久，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这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进军。军区机关的干部都分配到地方工作。史超来到河南新县一个环境极为凶险的区，参与政权建设。苏区时代，这里作为白色堡垒，都没能被红军打开。史超回忆说，当年刘邓部队在大别山，伤亡相当惨重，敌人经常化装成老百姓，怀揣盒子枪，暗中放冷枪。他们随时有牺牲的可能，晚上一般不在村子里留宿，多住在山上。他还记得，有一次被敌人追击，跑了几十里路，连饿带累，进了一个村子，看见老百姓的灶台上冒着热气，不管三七二十一，掀起锅盖伸手就抓，烫出了一手的泡。
在大别山，史超的一次遭遇，和后来他在淮海战役中的一次经历多少有点关系。有一次他随刘邓大军直属部队过汝河，河不宽，但上有飞机接力式地狂轰滥炸，后有追兵，河对岸还有敌人一个师在阻击，就是过不去。好在对岸廖运周师迫击炮的炮弹总是在离他们二三百米的地方爆炸，始终没有目标感。在强渡过河的我军一支部队炮火的掩护下，他们终于过了河。这时，飞机上射下的子弹将史超手背上的血管打破，当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只是拼命地跑，有时用手擦擦脸，结果是浑身上下连泥带血。史超跑进一个村子，老百姓早已撤离，当时渴急了，他从缸里舀起一瓢水咕咚咕咚就往肚子里灌，喝下去才发现，满缸遍布着一寸来长的大蛆。后来听说，战友问起他的下落，有人肯定地说，史超已经牺牲了，那是基于史超浑身血淋淋的样子而做出的判断。史超说，刘伯承是随六纵队在另一个渡口过的汝河，他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指的就是这个地方。淮海战役消灭黄维兵团之后，张际春交给史超一个任务，去采访一位起义的师长。他带着一个警卫员去见那位师长，巧了，正是汝河阻击他们的廖运周。这时才知道，廖原来是中共秘密党员，迫击炮总是打到距他们二三百米的地方这个谜，也就不揭自破了。
史超在山区工作了一年多，后来刘邓首长指示，把文工团调回来，才从大别山回到军区总部，史超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随着刘邓首长打下郑州后，史超又成为军管会的一员，分管文教方面的工作，后随军管会撤到禹县，在这里分了一处窗户上还没有糊纸的新房子。他把窗户纸严丝合缝地糊好，刚刚安顿下来，就又接到了出发的命令。
出发前，史超并不清楚这是要去打淮海战役。他随“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坐火车到商丘，这是史超平生第一次坐火车，一路上也没人提要打淮海战役。他们驻扎在离商丘二十里的一个村子里，不久，华东野战军派了一个百人慰问团来慰问“二野”，规模庞大。依惯例应该出面接见慰问团的刘邓首长却始终没有露面，其他首长也没有出面，史超被推到了台前，代表“二野”出面接待华东慰问团，刘伯承司令员把惟一的一辆吉普车交给史超使用。在为慰问团送行的宴会上，因为“二野”宣传部长陈斐琴不能喝酒，史超那天向慰问团成员挨个敬酒，加上对方回敬，他喝了差不多二百杯白酒。说到这里，我忍不住问了一句：“您有多大酒量？”史老笑着说：“现在不行了，当年能喝几斤。”那天送慰问团上火车，他还给他们拍了不少照片，冲洗出来一看，全是虚的——酒喝多了所致。史超说，后来才知道，刘邓首长正在夜以继日地准备淮海战役。
亲历淮海战役
决战前夕，史超随“总前委”行动，走了不少地方，“总前委”首长所在的指挥部最终安在一个叫小李庄的村子里。
据史超回忆，小李庄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当时，敌人的飞机每天从早到晚不间断地在周围上空盘旋侦察，寻找“总前委”首长的指挥部。为隐蔽起见，马匹都关进屋子，更不能有汽车进出，电话线也不能高架，一律埋在地下。一切以绝对保密为原则。“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常委刘伯承、陈毅等首长只通过电话部署一切、指挥作战。警卫人员给刘、陈、邓在村边挖了一个防空洞，约有六七米大小，不到一人高，中间特意留下一个土台，是准备铺地图用的。但他们极少到这里来，参谋人员为了保证首长的安全，不停地劝说，可是他们三人谁也不听，虽都拖着四川腔，但说法各异。刘伯承沉稳缓慢：“它（指飞机）打旋旋几百几千个圈圈了吧？原地踏步，不见缩小，可见它没有嗅到我们这几个猎物。”陈毅爽快：“我们命大，没得关系！”邓小平干脆用手一指：“你们要去自己去，不要管我们！”
史超所在的“二野”政治部，住在一个较大的村子里，距刘陈邓指挥部所在的小李庄不及一里路，这里倒没少遭敌机轰炸。当时“前指”各机构，都缩小到不能再小的规模。堂堂一个野战军的政治部，一共只有八个人，其中宣传部三人（部长陈斐琴、宣传科长史超、一名干事），保卫部三人，行政处二人。史超说，“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实际就管这八个人。
因为和“总前委”首长离得近，当年的很多情景还清晰地印在史超的记忆里。三位首长住在一栋茅草房里，大概是西屋，里外两间，里间有盘炕。刘伯承年长患眼疾，住在里屋，邓小平和陈毅住外屋。那时仗打得十分惨烈，战机千变万化，夜间三人中必须有一个值班，随时掌握情况，下达命令。刘伯承年纪最大，邓小平最年轻，为了保证刘伯承和陈毅的健康，44岁的邓小平自称年轻力壮，夜班主要由他来值。初冬的夜晚漫长而寒冷，屋子里没有火，感觉就是一座冰窖，整夜一动不动地守在电话机旁，难熬之苦可想而知。打仗是不分昼夜的，从纵队来的请示电话，一宿少则七八个，多则数十个。邓小平为了不干扰刘伯承、陈毅的睡眠，叫电话班把耳机的线接得很长，有电话来，他就拿起耳机到院子里去接。
在接电话的间隙，靠什么打发时间呢？对于有阅读习惯的邓小平来说，书是最管用的东西。他有一次问起：“带来了什么书没有？”巧的是，在一切从简的原则下，史超竟然随身带了一本苏联小说《对马》。他马上拿给邓小平，没想到只用了一个晚上，邓小平就把这本几十万字的小说看完了。不久徐州解放，这也是史超的家乡。他知道邓小平是留学法国的，一次到徐州搞印刷品，他首先直奔一家书店，把所有法国大作家的作品全部买下，有一大摞。恰好第三野战军接到陈毅司令员的指示，在缴获的吉普车中，挑一辆给刘司令员和邓政委，史超就搭乘这辆吉普车往回赶，没想到这是一辆走几步就“趴窝”的老爷车，史超只好找来一匹马，三天赶了几百里路，回到指挥部。当他把书搬到邓小平跟前时，本来看上去心情不错，正在院子里散步的邓小平却眉头微微一皱：“谁叫你们买的？”语气有几分不高兴。史超提醒说：“您值夜班......”“买那么多干什么？”这时，一个参谋经过这里，手里拿着庆祝歼灭黄维兵团胜利的标语，史超才恍然大悟，邓小平已经不用值夜班了。邓小平大概也看出了史超此时心里的委屈，蹲下身来，顺着书脊浏览了一遍书名，然后对史超说：“这还是很有用的，打完仗，干部、战士都要提高文化，丰富知识，送到后方图书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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