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秦家店的郡县制
作者：尹振环
谈“秦家店”不能不谈“郡县制”。而谈这个问题，又不得不从《人民日报》对郡县制的肯定谈起。
一《人民日报》对郡县制的肯定
1974年5月毛泽东有首五言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固然这里已在“批孔”，但重点在“从柳退”。所谓“退”，显然指从郡县制退向分封制。同年8月5日又传来了毛泽东的《读〈封建论〉——赠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坑儒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是流传之诗，究竟是“少骂”还是“莫骂”；“多行”还是“都行”；是“祖龙虽死魂犹在”，还是“祖龙魂死业犹在”；多方比较，看来上述文字比较可靠吧？
过了两个月即197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岸苗的文章。它是这样说明和肯定郡县制的：
“今天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从政权组织形式（尹注：还有中央和地方的国家结构形式）方面来说，基本上采取郡县制。可见实行郡县制，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儒家和任何反动派都改变不了的。”
这篇文章是揣摩之作，还是承旨写作，不得而知，但《人民日报》显然是同意作者把“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与“郡县制”基本划等号的，后面又基本上与“马克思主义”划了等号：
“维护这种统一……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是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也就是说，郡县制等于国家统一，维护今天的郡县制等于维护统一，等于“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总之，今天行郡县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且是“任何反动派也改变不了的”。是否如此，我们不得不追溯郡县制的由来及其利弊。
二郡县制的由来与实质
《辞海》释“郡县制”为：“由春秋战国到秦代逐渐形成的地方政权组织”。这里仅仅视郡县制为一种地方政体。但毛泽东视为“秦政制”，而《人民日报》的文章与《封建论》是把郡县制看成国家政体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吕思勉先生20年代的《中国国体制度小史》，把郡县制看作“国体”：“由部落而至封建，由封建而至郡县”，即三种“国体”的递进程序。他又把郡县制看成一种时代：“我以为国家之成，实经三时代：⑴部落时代；⑵封建时代；⑶郡县制时代”。这种对时代、对政体的概括划分极为简炼而深刻，能发人深思。
郡县制是由分封制（柳宗元和吕先生谓之封建制）演变而来的。周灭商后，为了统治被征服的广阔疆土，大封诸侯：第一，封“功臣谋士”，如开国大功臣姜太公吕尚被“首封于齐”。第二，封兄弟、同姓五十余人，只要不是疯痴，都被封为诸侯。第三，对助周伐纣的“八百诸侯”，承认其地位和占有的国土。第四，臣服的商纣遗老遗少，如纣庶兄微子启，被封于宋（见《史记·周本纪·殷本纪》）。受封诸侯承认周天子为天之长子，天下之共主。诸侯在分得的国土上，聚族立宗，修建城池，设百官有司，组成宗族的国家机器，也像周天子那样搞分封，将一部分土地分给昆弟子侄、姻亲，任命为卿大夫。因此，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皆“支子母弟甥舅也”。各侯国除了朝觐、互通聘问外，就成了所封国的最高统治者，拥有各方面的自主权。这就是宗法分封制，是我国早期“封国土、建诸侯”的权力分配、政治结构形式。它适应当时生产力低下、经济上缺乏联系的现实。随着一再传后，始初亲密的血缘关系变得如同路人，同时出现了强弱治乱的不同，于是“列侯骄淫，赎货事戎”，大吞小，强食弱，战乱频仍，周天子则由“威分于陪臣之邦”，到“国殄于后封之秦”，西周时的千余诸侯，变为百四十余，再变为十几，后由七雄统一于秦。
春秋战国时，许多侯国拓地千里，他们如何处理国土、分配权益呢？依然搞分封，允许被封国拥有地盘、都城、武装和宗子世袭吗？数百年大权旁落终遭弑逆篡夺的教训，都告诫君王那样办后患无穷，并且它不利于应付当时残酷的战争。于是由国君直接任免长官的县、郡，首先在灭国、在边疆建立起来，后来又扩展到内地。同时宗族式的中央国家机器，也由于难以适应兼并战争及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渐被非贵族出身的、甚至出身贱微的、可以随时任免的客卿和官僚所取代。但是，春秋时，县常常被化为私产，战国中后期，也仍有一部分国土属于私封地。全面彻底推行郡县制的是秦始皇。灭六国后，他断然拒绝“请立诸子”的建议，一方面对“诸子、功臣，以公赋税赏之”，尽管封了个别功臣为侯，但不得拥军、不割地、不治民；另方面，“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置守、监、尉”，政、军、监互不统属，互相监督。中央同然：三公九卿，只对皇帝负责。诸子侄“为匹夫”（《史记·秦始皇本纪》）。过去由宗室姻亲组成的国家机器，现在为大批官僚和军功显贵所取代。郡县制、官僚制的政治结构建成了。
可见始初的、广义的郡县制就是一种国家政体。它的全部含义是：⑴一种处理帝王与宗室、功臣、重臣权力分配的方案。中央及地方大臣、重臣，不得拥有自己的军队，地盘，以成势位。⑵它含有君王掌控大臣、地方重臣的生杀富贫贵贱“六柄”的含义。柳宗元的话叫“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其实何止于“斥”。为秦浴血奋战近四十年，战功显赫一代的名将白起，秦昭王就能轻易赐死。一旦秦二世靠阴谋篡夺帝位，就能不费吹灰之力，“赐公子扶苏、蒙恬死”。继而“行诛大臣及诸公子”（《秦始皇本纪》）。⑶它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种制度。目的在于中央牢牢控制地方，地方完全听令中央，服从帝王。“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柳宗元语）。总之，郡县制使地方之权集于中央，中央之权受控于帝王，所以“郡县制时代”，用历史教科书的语言来说，乃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之时代的代称。这种政治体制：第一，保证了书同文、行同伦，使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大国，保持了长期的统一；第二，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条件下，它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交流，它是古代中国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重要政治保证。秦以后有四次违反郡县制的分封，无不招来内乱。所以，人们才肯定它比分封制进步。但也不容否认，它从一开始就同时给中华民族带来无穷的灭难：第一，它不仅使“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而且使全国官吏，无一例外地匍伏于帝王脚下，使之所思所言所趋都是一种模式：“君王圣明，臣罪当诛”，“倾天下为一家”。它成为帝王滥用权力的工具与保证。使帝王在某些时候可以为所欲为。第二，它无法走出一治一乱、恶性循环的圈子，也无法避免“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因为在郡县制下，“国之治乱，在君一人”，而一个朝代世袭之君，十之七八皆为昏、庸、懦、暴、幼之君，很少明君、圣君，加上奸佞之臣，总是将社会推向灾难，天下徒叹奈何。秦王朝与隋王朝就是极好的证明。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说成是“基本上采取郡县制”，只能说明政治制度出了大问题。但愿不是说，文革时期我们已由“民国”、“人民共和国”时代退到“郡县制时代”。
三孙中山、马克思主义之于郡县制
照吕先生“原始部落时代，封建时代，郡县时代”的划分，那么辛亥革命后，就可以说是进入“民国时代”了吧？我们先看看孙中山先生的设计，他设想了什么样的方案以取代郡县制。
人民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不过是被瓜分的物件，他们毫无政治权利可言，交粮、纳税、服役才是他们的“权利”。作为国家主体的农民，除了依靠大自然的恩赐之外，往往要看碰上一个什么样的皇帝。旱涝之后多少还可想点办法，骂几句娘也不关紧要，而碰上一个无所不能的帝王及其触角遍地的统治机构，则只能徒叹奈何，除非逼上梁山。随着生产力、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莫奈何的无权状态，终于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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