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日军侵华的鸦片战略
作者：兰殿君
鸦片战略以毒制华
“鸦片战略”是日本学术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华强制种植并专卖鸦片行为的简称。之所以称其为“战略”，是因为日本制订这个政策时一箭双雕，有极强的目的性和完整的“以毒制华”构想。推行是由当时的军部、特务机关以及政府下属的“兴亚院”负责。兴亚院是日本负责中国被占地区的行政部门，以日本首相为总裁，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为副总裁，后来易名作“大东亚省”。由此可见，“鸦片战略”是由日本最高决策层负责并组织实施的，并非侵华日军的自发行为。这一罪恶计划的实施，使日本获取了大量的侵华军费，成为毒害民众和削弱中国人反抗能力的重要手段。日本军方断言：“中国只要有40%的人吸食鸦片，那它必将永远是日本的附属国”；又叫嚣“亡中国可不用枪炮”。由此可见日本对华的“鸦片战略”，实为将中国殖民化的前奏曲。
据1943年“大东亚省”的调查报告披露，日本将中国的鸦片生产区域按照伪满傀儡政府的规划，分为“满洲”、“蒙疆”、“华北”、“中支”等四处，并逐渐向国统区渗透。又据日本学者掌握的材料，仅侵华日军贩毒机构——宏济善堂（1939年4月成立，秉承日本兴亚院和大使馆之命，全权管辖汪伪辖区内的鸦片业务及行政）在华开馆5年即盈利逾10亿日元。若拿这笔巨利建造当时日本最新型的翔鹤或瑞鹤级航空母舰（每艘造价8000万日元），可建造12艘之多。
在沦陷区，日本倾销鸦片几近疯狂。关东军向满洲贩卖的毒品不但有鸦片，还有吗啡、金丹、海洛因等精制毒品，大多以奉天（今沈阳）为集散地。“七·七事变”后，日军又以天津日租界作为制毒、贩毒的基地，向华东、华南的上海、香港等地大肆走私贩卖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日军入侵之地，即是毒品交易泛滥之处。更为歹毒的是为使民众在神不知鬼不觉的状态下成瘾中毒，日本还制造了含鸦片香烟、口香糖等等，使吸食鸦片的“瘾君子”像滚雪球似的增长。
政府纵毒设署专卖
1932年9月，伪满当局成立“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同年11月30日公布《鸦片法》，次年设立“鸦片专卖公署”。公署之下设专卖署和分署32处，另设奉天鸦片烟膏制造厂和大满号、大东号两个公司。通过这些官办机构，进行鸦片的生产、交易，以低价收购原料，高价出售成品给瘾者。为垄断专卖，总署行文各地取缔私人经营，但禁而不绝。伪康德四年（1937年）6月末统计，政府在各地共设立鸦片零售所1890处，吸食毒品者1933年为56804人，到1937年增至为811005人（见1940年出版的《民生年鉴》103页）。伪国务院总务厅《政务概况》披露：1938年1月，由于“吸食骤增”，烟土亦告竭。当局于本年一次从伊朗输入鸦片1500箱，“以济瘾者之急需”。可见证伪满洲国的统治阶级荒唐无耻到何种程度。
政府设点专卖鸦片，造成了烟毒的泛滥成灾，引起了国内有识之士的不满。当局为遮人耳目，于1937年制订了所谓《鸦片十年断禁方策纲要》，1940年又成立禁烟总局，并在各省、市设烟政科，官员们口喊禁烟，暗中干的却是纵烟勾当。继之又在铁岭、绥化增设烟膏制造厂，并将原有1800多个“烟管所”充实扩大，实行官营。《十年断禁方策纲要》中只字未提对瘾者的治愈和限产计划，对现有瘾者只规定“不进行登记就不售予鸦片”的原则。这样一来，不管是谁，只要申请登记，不经检查，就可领到政府颁发的鸦片吸食许可证。实则变相鼓励民众吸食鸦片，以此创造税收。
遍植罂粟民食维艰
据1937年伪满《民政年报》等官方资料披露：1933年至1937年鸦片的栽种，已遍及伪满洲国的七省三十县一旗，总面积达68万5千亩。这还不包括秘密栽种的面积。以热河省为例，1936年罂粟种植增加二千顷，总收获量达825万两（见《日伪档案》第262号）。1941年后，鸦片政策也开始直接为日本战争经济服务。根据1943年禁烟总局制定的计划，奉天、四平、吉林三省也被指定为鸦片栽种地区，并实行集团栽种。这一年三省被指令种罂粟六百公顷，四平省开原县“被指定的320顷地的罂粟栽培地区”，大片良田被用于种植毒品。各地所收获的罂粟由鸦片专卖机构按定价每两一元二角统一收购。对于拥膏腴之地拒种罂粟的农户，政府强令种之，如间岛、安东（今丹东）地方农民愿种花生、玉米，当局则出动军警强行毁稼，“一时四野哭号”，怨声载道。由于大片良田广种罂粟，时时出现粮荒。国民偶然吃上一顿粳米、白面，则有成为“经济犯”的危险，轻则罚款，重则坐牢，可谓悲乎哀哉。
敲骨榨髓烟害为烈
鸦片实行专卖以后，当局见其既可毒害民众，又能攫取暴利，越发鼓励。伪康德五年（1938年）哈尔滨市的统计资料表明，当年全市有70处管烟所，有管理人员150名，服务人员452名。同时还有哈尔滨市成膏所，专司鸦片的加工发售工作。登记吸食鸦片的瘾君子有29240人，卖出成膏四亿零七百九十七万余两，渔利三百九十二万七千余元。又据官方公布，1932年政府鸦片岁收入一千九百四十万九千六百三十七元；1936年增到三千七百六十九万二千六百四十一元（见1937年《政务概况报告书》上卷139页）。政府在获取巨大收入的基础上，纵毒计划亦逐年扩大。1939年的财政预算中为发展毒品事业，所作的庞大预算为四百一十一万七千四百三十六元，其中仅购置吸食鸦片的器具占经费3%，余为收购鸦片原料及增设销售网点的费用。
这样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毒品产销事业，不能不使其治下的子民遭受灭顶之灾。当年许多人成瘾中毒不仅失去民族意识和反抗斗志，而且成了丧失劳动能力和无法自理的废人。日本人又反唇相讥，说满洲人是一群“东亚病夫”。1938年官方半遮半掩地承认，全国因“吸食鸦片中毒身亡者本岁约十五万人”。这个数字还是被大大缩小了的。现存的敌伪档案材料表明，政府纵毒仅哈尔滨市的抽样调查，便可见烟毒为害之烈：哈尔滨市吸食鸦片者以中壮年为主，其中30—50岁占76.56%，其次是20—29岁占11.09%，51—69岁占8.7%，上瘾二年者即神志恍惚而丧失劳动能力。一批一批健壮的人，成为鸦片的牺牲品，这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