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我认识的于光远
作者：龚育之
今年于光远同志九十大寿，明年于光远同志学术活动七十周年。我们大家聚集一堂，把这两个日子合并到一起来祝贺，的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也值得合到一起祝贺，那就是于光远同志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五十周年。
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制度建立于1955年。这个制度，是在学习苏联科学院院士制度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建立起来的，其中有许多不同于苏联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创造，这一点当时就明白地说出来了。这个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旧中国中央研究院院士制度的继承，当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情况变化和当时中国科学发展的实际需要有了很大的变化和许多的创造，这中间的继承性，当时没有明白地说出来。当时强调的是新旧政权新旧时代的本质变化。但是在本质变化中也有历史传承。中国科学院建立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中央研究院留在大陆上的一大批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留在大陆的院士基本上都被学术界推举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聘请为学部委员。这就看出事实上的继承性。
一个继承性，一个变化性。变化性，最显著地表现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增加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原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中只有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那就是郭沫若。在国民党剿共内战打得正凶的政治环境下，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央研究院能够选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为院士，这一点应该说表明了推选者们的气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院的学部委员里，当然要增加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其中就有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胡绳、于光远这些人。这五位都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不同级别的领导干部。是不是因为他们官大，要管科学工作，就让他们当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呢？当时中共中央联系科学工作的部门是中宣部，部长是陆定一，陆定一是中宣部里最大的官，而且是建立学部委员制度这项工作的实际指导者，但陆定一却并没有当学部委员。可见，这五位不仅因为他们是管科学的官，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都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方面有造诣，有贡献。对此，不仅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中有较大的共识，就是在原来不讲马克思主义、后来才新学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者们中间也有较大的共识。所以，应该认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称号，总的说来，如同院士一样，是学术界对一位学者的学术造诣的承认和肯定。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自然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一律改称院士，并且多次进行增选，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没有改称，也没有增选，大概是有关部门对这件事还没有拿定主意吧，但也没有人否认曾经有过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这一相当于院士的学术称号。说相当于院士，不是今天的推论。60年代印尼共的总书记艾地，要求中国赠予他院士称号，当时中国没有院士称号，只有学部委员称号，赠予艾地学部委员称号时，正式规定：外文即译成院士。
前些日子庆祝学部五十年，《科学时报》发了几大版特刊，其中一版照片，大字标题为《一同走过50年》。共登了1955年成立学部的时候，担任学部委员而至今在世的自然科学家十六人，最年长的贝时璋，一百零二岁，最年轻的黄昆，八十六岁。社会科学方面，至今在世的四人，最年长的薛暮桥，一百零一岁，最年轻的于光远，九十岁。
“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句老话，现在已经过时。现在人们高寿，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七十。据最近来北京演说的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预测，一百年后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将达到一百二十岁。这个推测靠不靠得住，反正是将来的事，不去管它。“人生九十”，则至今仍然是稀有的事情。再加上担任学部委员（院士）五十年，从事学术活动七十年，所以值得祝贺。
于光远的一个特点，是学识广博。他的学识渊博，又不是通常人们所称的学贯中西或学贯古今，而是学贯两科，学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门科学。他担任学部委员，属于哲学社会科学。但他的根底，却是在自然科学。
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师从周培源，做过研究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毕业论文。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投身到人民革命的洪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这样，研究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又成为他的专业。在延安，他是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驻会干事。是他，同屈伯川一起，去邀请毛泽东到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是他，在新哲学研究会上参加讨论抗日战争的新阶段是否已经到来，依据自然科学上水从液态转化为固态（冰）有一个过渡状态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在进餐时把他拉到身边，说：他的发言有见解，学哲学还是要懂一点自然科学为好。是他，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在延安大学开设了自然发展史这样一门大课。是他，在延安重新翻译和发表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名文，为他那个在建国后出版和广泛发行的《自然辩证法》新译本开了个头。所以，他在学术上渐露头角，首先还是在自然辩证法即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学哲学这个方面。
我和于光远同志认识，是在1950年，我在清华大学念书，担任理学院支部的宣传委员，他来清华大学开座谈会，了解大学生学理论的情况。那时他在中宣部负责政治教育和理论宣传。建国初，广大知识分子热情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学习，中宣部由于光远主编的《学习》和《学习（初级版）》，他所写或与人合写的《政治常识读本》、《经济建设常识读本》、《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讲座》，是那时真正畅销的刊物和书籍。他还与王惠德一起在中央广播电台开设政治经济学讲座。那时还没有电视，广播是很有力的传播工具。由于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广泛影响，那时他已经是一位著名学者。
50年代初期中宣部新设立了科学卫生处分工联系自然科学和医药卫生工作。第一任处长是音乐家赵，后来到文化部当艺术局长，最后到中央音乐学院当院长去了。第二任处长是秦川，后来调任宣传处长，最后当《人民日报》社长去了。他们是我的第一和第二个上级，我对他们都很尊敬，他们各自在合适的岗位上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从专业方面说，他们都不能说是领导科学工作的最合适人选。按理说，于光远是学自然科学出身的老干部，应该是最合适人选。但是，于光远说，他搞理论、搞社会科学已经这么多年，再回去专管自然科学，这个弯子转得太大了。那时他大概正在参加《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类很重要的理论文件的编写工作，不可能转到专管自然科学的岗位上来。1954年中宣部机构调整，医药卫生工作分了出去，科学处明确既管自然科学，也管社会科学，胡绳来兼处长，于光远为副处长，不久于光远任处长。所以，他们是我的第三个和第四个上级。
国家科委和中央科学小组成立后，中央联系自然科学工作主要通过科委党组和中央科学小组，不再是主要通过中宣部。但中宣部的科学处仍然保留，处长于光远也是中央科学小组的成员并兼国家科委副主任。从领导职责来说，他仍然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门科学。
于光远在科学处的岗位上一直工作到中宣部“阎王殿”被摧毁的“文化大革命”为止。
在这个领导岗位上，他参与和指导了1956年《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编制，还提议并主持和指导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编制，根据后面这个规划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这是中国第一个这样的研究机构），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这是中国第一个这样的专门杂志），并且兼任研究组长和杂志主编。他参与和主持了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在会上做两次发言，从阐明在自然科学领域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各种问题而言，他的发言成了这次会议的灵魂。他在党的八大上就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作了大会发言。1958年，他提出了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论科学”，也就是提倡研究自然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自然科学在社会中发展的规律，应该说，这是“科学学”这门新科学在中国的发端。他和陆平建议杨献珍、艾思奇在中央高级党校开办三年制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班，后来他自己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哲学所招收四年制的研究生，为这个学科领域培养了许多骨干力量。在60年代初，他参与了调整科学政策的《科学十四条》的制定，又随聂荣臻同志到毛泽东那里汇报新的十年科学规划，听到了毛泽东对《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的坂田昌一论基本粒子的文章的称赞，并同周培源一起被毛泽东请去讨论坂田文章。1965年他提议在《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坂田文章，按毛泽东谈话精神撰写了编者按语，在全国自然科学界和哲学界围绕这篇文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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