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我见到刘英晚年三次落泪
作者：张培森
今年是杰出的女革命家刘英诞辰100周年。我作为一个晚辈同刘英同志有缘相识是从研究张闻天开始的。1979年中央批准编辑《张闻天文集》，我从1980年开始投入这项工作起到2000年文集、传记、年谱全部完成的20年过程中，不断地登门向她请教历史情况和问题，她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述和解答。第一次见到刘英是1980年5月在她家中召开的一次座谈会，那时我还在人民大学教书，我的已故导师胡华教授领着我和清庆瑞两位年轻教师来到北京三里河她住的公寓。这次一起参加会的还有张闻天生前的两位老部下何方、曾彦修。已逾古稀之年的刘老，个儿不高却给人精干利索毫无老态的印象，操一口湖南乡音，谈话中还不时夹着爽朗的笑声。也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我第一次听到她亲口叙述的，长征到达陕北之初中央的民主生活气氛和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那时开会都到我们的住处开，毛主席有时开玩笑对我说：“你是娘娘”，我说“我怎么能是”，他说他只不过是帅，“我是毛大帅”。有一次开会，我在旁边听到毛主席讲：现在洛甫是青天，他把我们的意见都综合进去了，很好，这是青天。
这样生动的闻所未闻的真实故事，不但使我增添了对我面前这位经历不凡的老人的敬意，而且立刻在我脑海中打开了党史的一片新天地。然而回想起我同刘英同志的初期接触，走进这位坚强老人内心世界则是两个多月之后对她的一次采访。那时正是暑期，她在大连疗养，我为起草一篇纪念张闻天诞辰80周年的文章，专程去她那里听她诉述历史。这次采访虽然时间不算太长，但她对我这个后辈却是第一次作了打开心扉的谈话。至今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讲到她同闻天“文革”苦难生活时的感情流露。
她说，“文革”中有一天，外交部的造反派半夜跳墙而入，把闻天和我一起用卡车拉到外交部，先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准备开斗争会。第二天早晨有人端来一盆稀饭、一盆霉豆腐，命令我们：“吃饭，吃完开斗争会！”当时我一肚子气，什么也吃不下。可这时闻天很沉着，他过来摸着我的手对我说：“你要吃一点，不然顶不住呵！”说到这里，刘英忍不住地流泪了。并且喃喃地说：他这人就是这样总是在困难时候想着别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坚强老人流泪。我当时就想，在“文革”那种情况下，多少人迫于形势背离亲人，以至离婚断绝往来，而她和张闻天却始终恩爱如初，相互扶持，患难与共，这是多么地不容易！
这次谈话，她详细地叙述了庐山会议张闻天被罢官后，她同闻天同志俩人如何相依为命的艰难岁月。她说庐山会议后闻天的情绪一直是很乐观的。她说她自己倒是有一段时间思想上想不大通，想不通并不是别的，而是丈夫挨批，为什么妻子也要遭受株连？她还记得一天闻天抄了陶渊明《归去来辞》中一段诗给她看，并且特别在“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两句下面打上了横杠。刘英说，其实打从参加革命起就根本没有想到个人享受什么“荣华富贵”。这一点我们是共同的。而她最敬服闻天的一点恰恰是他的坚持真理，也正是这一点成为他们俩艰难岁月始终相依的一根精神支柱。
从那次谈话以后，随着文集编辑工作的展开，我到刘英家的次数也增多了。那时我住在城里，离她家很近，骑自行车20多分钟就到。除了办事之外，差不多每个星期天我都成了她家中的座上客，她谈的许多珍贵史料我都一一记在我的笔记本上，有的一时来不及记，回家之后立即用卡片补上。她对我个人也十分关爱，那时我的住房很挤，一家四口才不到20 平方米，有一天她在秘书的陪同下突然闯进我家看我的住房情况，对于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的突然来访，我当时真是有点手足无措，拘谨得不知如何是好。虽然她当时并没有插手来帮我解决这一问题，但我却从这位前辈身上切切实实感受到，革命战争年代树立起来的我党关心群众生活的好传统。我那时个人生活条件尽管差些，但我工作的心情却很愉快，这里除了工作小组同志之间关系都比较融洽之外，刘英同志的好作风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因素，她一方面全力地支持小组的工作，然而对张闻天历史的评定却是从不干预完全抱一种超然的态度，反而时常提醒我们的是，对闻天的评价要实事求是，对他的缺点和错误不必加以掩盖。
在上下密切配合和有关各方的支持下，编辑小组经过五年的奋斗，张闻天著作的第一个选本《张闻天选集》终于在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而当我来到她家翻开书中已经发表的张闻天庐山会议发言给她看时，却又一次见到她动情地流了泪。她对我说，闻天去世前还关切他的问题什么时候组织上能有个结论，哪里会想到庐山发言今天还能公开出版。接着她就回述了庐山会议对闻天的打击。庐山下来之后闻天对她说过：说我反对“三面红旗”，那毕竟是观点的问题，可说我是“里通外国”那简直是太冤枉了。闻天是从不流泪的，为这件事他眼泪直往下淌。正是说到这里，我见刘英自己也都忍不住眼眶里饱噙的泪水了。这是我见到她的第二次流泪。
此情此景也就使我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为坚持真理的志士所付出的个人的牺牲和代价。如果说大多数老干部受冲击还都只是“文革”十年，而彭德怀、张闻天则是早从1959年开始就被认定为头号的“反党集团”人物。张闻天从此冤案十七年，直至去世。十七年，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啊！记得在我开始接受整理他的史料的1981年，领导上曾批准我去组织部翻阅他的专案材料，数一数口袋就有40多包，翻一翻其中的所谓“里通外国”问题，可以说完全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甚至荒唐到抗战胜利后张闻天初到东北时与苏联红军代表的接触，也被当作“里通外国”的问题加以不断地追查。刘英告诉我，闻天身体原来是很好的，可是冤案的沉重打击，“文革”的残酷迫害，整个摧毁了他的健康。刘英还多次同我讲到一个问题：1974年批准恢复组织生活后，闻天一再写信要求回北京治病，可就是不让回京，最后才批准到无锡，无锡领导虽然对待闻天不错，然而医疗条件毕竟不如北京。他的病如若是在北京治疗，也许不至于过早去世。
冤案的折磨尽管摧垮了张闻天的健康，却没有能磨灭他的意志。实际关于庐山会议后的这段历史刘英讲得更多的是闻天同志对广大人民生活的担忧，和对国家命运前途的关切。刘英不仅与闻天患难与共，而当闻天同志将这种担忧和关切化为书写笔记文稿的实际行动时，在他身边能够理解和支持他的唯一的共产党员也就是刘英。去年我去上海见到张闻天的外甥，年已七十多岁的马文彬，他拿出舅母生前亲笔写给他的几封信给我看。1977年12月30日（当时张闻天还没有平反）刘英从北京寄给外甥的信中写道：“你舅舅的遗稿整理后已交给王震同志转社会科学院。”接着她说交出这些文稿“也许对党及人民有点作用，不辜负他多年带病用心血写出来的稿件”。又说：“我把遗稿有个地方交了，总算了却一个心愿。”1985年《张闻天选集》出版，12月31日她又有一封谈及选集出版，和出版后工作的信。信中写道：“你们舅舅的文选出版后影响很好，只是印得少了些，供不应求。”“我为了满足各方面的要求，把全部稿费用于宣传他的思想。”在说到文集编辑组的以后的工作时又写道：“现在文选组又着手编年谱，随后还要写传记，工作很艰难。”最后告诉外甥说：“我今年已八十周岁了，精力日渐衰退，现在全靠我在支持与帮助。我想能趁着我还健在时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也就对得起你舅舅了。”如此饱含深情的话语表现出，她作为忠诚的妻子，是如何把出版张闻天文稿及澄清他的历史视为她晚年的一项郑重的历史使命。我作为文集组的具体负责人在同刘英的20多年接触过程中，可以说是完全感受到她的这份心愿的。现在老人已经过世，我本人也已年逾古稀，我将在我的有生之年，秉承她的遗愿，尽可能将张闻天书籍的再版等后续的工作做完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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