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
作者：陈 虹
一小引
文革中，许多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英勇斗争、功勋卓著的优秀儿女，被“革命”“吃”掉，或者被“咬”伤。1965年冬，所谓“罗瑞卿问题”，就是事例之一。
十多年前，笔者曾就此事请教过当年亲身参加揭批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的杨成武将军,探讨过发生这种斗争的缘由。罗瑞卿大将早已故去了，但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领导人。杨成武将军也已西去了。这位文武双全的战将，也曾被“革命”重重“咬”伤。近日我翻阅那时向他请教这些问题的谈话记录，将这些记录以第一人称整理成文，留给历史，献给读者。
二从看望刘亚楼司令员说起
“您能否谈谈中央上海会议的缘由？”笔者先向杨成武将军提了这个问题。
“你说的中央上海会议，是指1965年12月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的揭发罗瑞卿问题的会议吗？”杨将军反问了一句。
“是的。”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杨成武想了想，平静地说：“要谈这个问题，我还得从那年春天说起。”
1965年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因患肝癌住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那时病情已经很严重。2月底，罗瑞卿总长专程去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见到罗瑞卿时，没有立即听取他的汇报，却安排罗先去医院看望刘亚楼。
自然，罗瑞卿与刘亚楼的关系，不仅是上下级，而且他们个人之间友情也是很深的。早在1929年刘亚楼由福建老家参加红军，不久就编到红四军，罗瑞卿在四军任支队政治委员。有次刘亚楼的父亲来部队看望儿子，不巧，刘带部队外出执行任务，没有见到。临回家时，罗瑞卿给了他父亲一些银元，让他回家度日。解放后刘亚楼的父亲来北京探望儿子，五一节晚上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看烟火，老人问刘亚楼当年给他银元的高个子首长在哪里？由此刘亚楼对罗瑞卿一直是很感激的。
正因为友情很深，所以尽管罗瑞卿对林彪的安排感到有点不合常理，但他还是先去看了刘亚楼，并安慰他好好养病。
刘亚楼见到罗瑞卿时说：“林总说了，现在几个大将，论能力，论身体，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林总叫你不要有误会。”
罗瑞卿当时对刘亚楼传给他的这个信息，并没有立刻领悟到林彪在背后的用心所在，也没有把这些话放在脑子里认真地去思考。所以当看望回来，林彪问罗瑞卿与刘亚楼谈得怎样时，罗瑞卿回答说：“没有谈什么要事，只是简单地聊了聊。”
林彪见此情景，意识到没有达到他预想的结果，随即转了话题，说：“去年（指1964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训练。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谈话就这样平平淡淡地结束了。
到了夏天，5月2日，刘亚楼在上海报病危，罗瑞卿和夫人郝治平约我们夫妇二人一起去上海看望刘司令。我和刘亚楼的友情也是很深的，我们不仅是福建同乡，而且刘亚楼在苏联学习期间和我党“五大”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结婚，生了一个男孩，回国后，他们离婚，刘和翟月英恋爱时，怕翟知道他有一男孩，就将儿子托给我，由我帮他照看，直至后来送八一小学读书。所以当罗瑞卿提出一同去看刘亚楼时，我们是很乐意的。
到了上海，我们住在锦江饭店南楼。
3日下午，我们两家一起去看刘亚楼，那时，刘已经神志不清醒，是医生打了一针，使刘恢复了意识的。我们在病房里看到他不久即要离开人世的痛苦状况，除了告诉刘亚楼我们特地由北京来看望他了，就是尽量避免消耗他的精力，少和他说话，让他休息，以便延长一点生命。因此，大家都心情沉重地在那里默默地坐了许久。
晚上，罗瑞卿约我在锦江饭店花园里散步，他对我说：“昨晚我没有叫你，自己先去看了林总，林总见到我发了一通脾气，批评我，骂我，说我一是封锁他，总参封锁他，办公厅、总参作战部、政治部的文件不送给他。”
“二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电影片子的解说词中，只提了在周总理和罗总长的领导下，没有提毛主席、刘少奇主席，没有提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他老帅。自然也没有提他林彪。”
“三是在为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举行的宴会上，将自己安排在首席——第一桌上，把各位老帅安排在第二、第三桌上。”
“林总对我说，今后要加强通气。对如何向他通气，规定了五条，主要精神是：如果林总在北京，要×日汇报一次工作，如果在外地,要×月汇报一次，我到他那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时可去，等等。”
罗瑞卿还说：“林总在批评我向他封锁时，还引用党章和毛主席的话，一句句念给我听。这使我当时感到他这一次态度并非一般。”
听罗瑞卿讲完后，我琢磨着林彪的那些话，感到对罗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很有分量的。罗瑞卿的心情也是很沉重的。于是就主动分担罗的责任，说：“如果总参的文件没有送给他，有不妥的地方，我应负责，因为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是管常务的副总长，我应作检讨。”
“不，我要负责，我是总长。”罗瑞卿坚持由他承担责任，并且提出了改正方法。他对我说：“要注意这个问题，同总参有关单位讲一讲，打个招呼。”
5月4日上午，我们四人又一次去医院看望刘亚楼，这时刘已昏迷不醒，脸如黄蜡，医生正在忙于抢救，我们等了一些时候，见刘亚楼尚未清醒过来，想和他再说一句话已感到无望，大家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离开了医院，回住地去了。
当晚，罗瑞卿对我说：“明天我们回京。”
5月5日，我们决定回北京。我向罗瑞卿建议：“在离沪前是否去林总那里看一看。”
罗瑞卿因为刚挨了林彪的批评，有点情绪，不大愿意去。我向他说：“正因为林总发过脾气，你还是再去看一下好，否则他又抓住把柄，批评我们总参不辞而别，更被动。”我之所以这样做，总希望能和缓一下他们之间的矛盾。
罗瑞卿听后，想了想，说：“那你陪我一起去吧！”
“可以。”我答。
随即商定两位女同志由锦江饭店直接去机场，我和罗瑞卿同车去林彪那里。一进林彪住的房子，就见吴法宪独自在那里坐着。吴是什么时候来上海的？我们不得而知。
林彪见罗瑞卿到了，马上拉他到另一个房子里，独自谈了三四十分钟，说了什么，罗瑞卿始终没有告诉我。我们出门时，吴法宪仍留在那里。
罗瑞卿和我同乘一架飞机回到北京。
上班不久，我向总参有关单位，特别是作战部、政治部的领导同志打了招呼，要他们以后所有文件都送林彪一份，看不看是他的事，但我们一定要送。
6月中旬我在去西北一零二基地看地形的路上，老毛病交感神经失调和迷走神经亢进复发了。罗瑞卿批准我7月回来去青岛休假。在那里，住了3个月，因病不断复发，决定转杭州疗养。9月29日，我和萧华同乘一架飞机抵达上海。我准备30日去杭州，萧华拟在上海过国庆节。
我到上海得知林彪住在那里，鉴于5月罗瑞卿挨批评的教训，不看他，怕说我失礼，所以晚上向林彪办公室打电话，说：“第二天早晨要离沪，想晚上去看望一下林总。”
“可以去。”半夜12点多，林彪住处回了电话。我和赵志珍立即赶到那里，但没有见到林彪，说他已经睡了，只看到了叶群和秘书郭连凯。我们在那里闲聊了一阵子就回来了。第二天，按原定计划，一早我就飞往了杭州。
三毛主席要我去他汪庄住地
在杭州，我住在空军疗养院。
10月底或是11月初，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来电话，说毛主席住在汪庄，要我去一下，并派车来接我。不久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来车将我送到毛主席的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