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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仕途乖蹇之谜
作者：李 钧
林纾在祭严复文中曾说，严复当年在英国求学时与日本的伊藤博文等同窗数载，归国后，伊藤博文所学成大用，而严复则至死不过是一个“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的空衔闲职。这常使后人为其抱“怀才不遇”之不平。但追究严复生平，他并非没有机会“一试其长”。之所以仕途坎坷多艰，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打开严复仕途乖蹇之谜，不仅对研究晚清社会政治思想具有价值，对确立现代知识分子价值本位也具有参考价值。
一、郭嵩焘的“知遇之恩”
严复1854年1月8日（清咸丰三年癸丑十二月初十）生于福建侯官阳歧。严氏是中国传统的“官宦之家”。但从其曾祖开始弃儒从医，其父严振先则以仁义精术有声州里间。严复早慧，幼得故乡高士、五叔祖严昌和福建宿儒黄昌彝调教，颇得中国文化根基。然而不幸的是1866年福州流行霍乱，其父严振先是年六月被霍乱夺去了生命，此时严复只有十二岁，孤儿寡母苦苦支撑。
1866年春天“中兴将军”左宗棠出任闽浙总督，他上书清政府创办福州船政局以培养近代海军人才，并保荐林则徐之婿沈葆桢为总理船政大臣。在得到清政府批复后，这年冬天，沈葆桢即奉旨在福建创建船政并在当地招收英少。因为学员是官费，并且可得些银钱补助家用，因此严复决定前去应试，成绩名列前茅，深得沈葆桢赏识，遂于1867年春入马江船政学堂习海军。
为培养洋务人才，曾国藩、李鸿章从1871年始实施“派遣留美幼童”计划。沈葆桢受此事启发，于1872年提议清政府向英国派遣海军留学生。清政府同意并拨专款后，1876年底，严复等12名学生赴英国深造。他们于1877年5月11日抵达伦敦后，严复与方伯谦、萨镇冰、林永升、叶祖、何心川等6人先期考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
严复在伦敦结识了对他有知遇之恩的郭嵩焘。1878年2月2日是中国农历春节，严复六人至中国使馆给中国首任驻英国大使郭嵩焘拜年。据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记载：“严宗光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等，可见严复一开始就给郭嵩焘留下了深刻印象。二人年龄相差三十六岁，但这没有妨碍他们的交往。后来郭嵩焘与严复“论析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往往日夜勿休”，郭嵩焘甚至时邀严复“小酌”或“晚酌”，可以说郭氏对严复的才学大为激赏，二人遂成忘年之交。1878年夏天，严复完成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最终考试，郭嵩焘此时已兼任中国驻法公使，便携严复等同赴巴黎参观世界博览会。二人回国后也时常书信往还。
郭氏因受保守派攻击，驻英仅一年半即被迫奏请辞职。清政府改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继任驻英法公使。但直至1879年1月25日离开英国，郭嵩焘一直恪尽职责忠于其事，包括认真做好留学生安置事宜。他在广泛征询校方意见的基础上，给所有海军留学生写出评语和推荐意见。他认为刘步蟾、萨镇冰等均成绩优秀，已能胜管带（舰长）之任；而严复学识特优，“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遂照会英国新任外相沙里斯百里，请他安排刘步蟾等五人在一年学习期满后上舰实习，而严复则继续留校研习，“俾于返国后担任教职”。得到英方同意后，郭又照会英国外交部和海军大臣感谢他们对严复的关照。不仅如此，郭嵩焘甚至“致函枢近某公：有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势，何足当此语。”其中不乏希望清政府破格任用严复的意思，当然也暗含对曾纪泽等人的影射。没想到此举给严复后来的仕途留下了隐患。
郭嵩焘这种开放型的官僚在当时毕竟是少数派，甚至被保守派视为“异端”，因此就难为传统“主流”派所容。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称：“他（郭嵩焘）的这些超时代的议论，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们说郭嵩焘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湖南的大学者王运之流撰了一副对子骂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运的日记还写道：‘湖南人至耻与为伍。’郭嵩焘出使两年就回国了，回国的时候，没有问题，他是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他对西洋的认识远在李鸿章之上。但是时人反对他，他以后全无机会作事，只好隐居湖南从事著作。”直到1893年郭嵩焘卒，也没有再被起用。
郭嵩焘因其思想超前而“谤满天下”，他举荐的人也一样受到排挤。留学生监督李凤苞（丹崖）对郭氏给予严复的高度评定和举荐皆“不采”；曾纪泽则因为严复议论他“天分低，懦惮事，于使事无稗益”，而对严复极为不满。1879年8月9日，已返湘乡的郭嵩焘得读曾纪泽出使日记，日记中讥讽郭嵩焘之处“凡数端”，其中就有“褒奖严宗光太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郭嵩焘不得不承认，曾氏所言“虽属有意相诋，而犹近事理。”郭嵩焘8月28日的日记也记道：“又陵之狂，由来固已久矣。”其实郭嵩焘也早就发现了严复的这一性格缺点，曾在日记中说：“又陵才分，吾甚爱之，而气性太涉狂易。吾方有鉴于广东生之乖戾，益不敢为度外之论。亦念负气太盛者，其终必无成，即古人亦皆然也。”后来严复的命运似乎被郭嵩焘一语成谶。
二、与李鸿章交恶及科考梦想
1879年8月，因福州船政局急需教习，严复取消预定的一年实习提前回国。同时回国者还有刘步蟾、林泰曾等五人。严复回国后便应船政大臣吴赞诚之聘，回母校福州船政学堂担任教习。正是这年冬天，对严复极为赏识的沈葆桢谢世，这对急于建功立业的严复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失去了一位仕途上的“领路人”。
1881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建的北洋水师学堂落成，由吴仲翔任总办。严复的朋友陈宝琛将严复引荐给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再由张推举给李鸿章。李鸿章“伟其能”，破格聘任28岁的严复为“总教习”，相当于现在的“教务长”，也算是“重用”吧。严复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0年服务北洋水师的经历。
应当说，严复得遇“实力派”李鸿章，有了一个新“靠山”，可能会有更快的发展。但严复的性格又一次妨碍了他的大好前途：“李鸿章尝示意其执称弟子，而先生勿屑也。”因此，李鸿章也就不把他当作嫡系。此其一。其次，曾纪泽到英国后就对严复表示出了一种恶感，其出使日记在国内广为传读，极有可能将此感受传达给了李鸿章。以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师生关系，曾纪泽的话不可能对李鸿章没有影响。第三，1885年4月，李鸿章与法兰西公使会谈于天津，处理中法战争善后事宜，却被广东税务司德璀琳欺骗，“皇遽定约。言者摘发，疑忌及君，君亦愤而自疏”。以严复的狂傲性格，当他看破现象的时候，很可能会口无遮拦地说出来。因此，他是一个“明察秋毫”的智者，却不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官场上的幸运儿。因为在中国政界有一个不证的规则，即“为尊者讳”，这种“误会”在官场上是致命硬伤，恐怕时间也难以合。中国人又讲究“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一个下属不能过于聪明。想一想曹操杀杨修，也许我们还可能会觉得李鸿章“开明”呢！
中国历代官吏升迁与任免中，格外重视“师生”之谊。严复既然不愿做李鸿章的“门生”，那么也就怪不得他老人家“不预机要”；何况李鸿章毕竟是个传统官僚。
严复也意识到与李鸿章的关系不会再深入发展，因此他觉得“求人不如求己”，与其做李鸿章的“门生”，不如直接做“天子门生”。严复从此开始了科举之途。1885、1888、1889（恩科）、1893年四次参加乡试，但均名落孙山。1898年光绪帝为变法又开“特科”招集人才，严复又一次应试。吴汝纶劝他说：“特科徒奉行故事，不能得真才。得矣，亦不能用。愿执事回翔审慎，自重其才，弗轻一出也。”但是严复急于用世，不听。果然，随着变法失败，特科作废，严复参加特科考试也成了笑柄。严复通过科考功名进仕途的梦想与实践到此为止。也就是说他一直没有逃出“武学生”（武夫）的身份，没有被时人看作是由“士”而致“仕”的“文明人”，因此也就不被重用。直到1909年，詹天佑与袁世凯共谋，赐十九位留洋学生以“进士”出身，55岁的严复列名其中，但此时的严复心灰意懒，对“功名”已没有多大的兴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