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论司马迁冤狱
作者：戚 文
他，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7年），一位曾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旷代奇才，一位绝代奇文的作者和中国纪传体史学体系的建构者，竟然为一个不同意见，被一位大皇帝凭其封建专制的权威，横蛮无理地押送暗无天日的蚕室，残酷地处以比死刑更耻辱的腐刑。
百代千秋，中华民族的子孙读到这位大文豪纵横跌宕、激昂悲情的文章时，想起他悲惨的遭遇，心中都会有一种隐痛。是的，司马迁的冤狱，是我们民族永恒的痛!
一、汉武帝在战争失败责任问题上的恶劣作风和司马迁的不幸
司马迁的冤狱是由李陵与匈奴浚稽山战役的失败而引发的。应该对这一丧师辱国的战役负领导责任的是谁呢？是汉武帝。李陵提出的那种孤军深入，率五千步兵“涉单于王庭”的作战计划是根本错误的。可是他竟轻率地加以赞许。他被不久前抗匈战争中的巨大胜利冲昏了头脑，得意得连基本的军事常识都忘记了。他不知道，不久前的军事胜利是将近百年来全国人民长期备战的结果，是卫青、霍去病等一大批将领认真组织、规划的结果，是数以几十万计的士兵勇敢作战的结果。他作为战争战略方面的最高决策者，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有限的，它只有在战争客观条件所规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超越了客观条件的规定，他的战略决策和战争指挥，对战争非但不能起任何积极作用，反而要起破坏作用。当他昏昏然地，以为以往的军事胜利是他天才头脑的产物时，他的头脑也就走向了反面。所以，李陵那种无知的狂妄建议，正好适应他那种狂妄的心态，两者一拍即合。他一听这个建议，马上就被鼓动起来。长期在西域作战的将军路博德看出了李陵作战计划的致命弱点，千里上书提出不同意见。他非但不听，反而给李陵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这个命令甚至把千里之外大军的行军路线都预先规定好了，他以为只要他向天空划一道弧线，敌人就灰飞烟灭了。
他期待着胜利的捷报，却等来了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他主观主义的热昏计划全部破产。他该引咎自责了吧！不，他是天之骄子，一贯正确，他怎么能引咎自责呢！统统是李陵的罪过，把他的老母、妻子抓了起来。
根据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自叙，公卿王侯，几天前在李陵送来行军报告时，还在宴会上向皇帝奉觞上寿，歌颂皇帝指派李陵深入漠北的壮举。现在又在揣摸皇帝推卸战争失败责任的心理，一齐攻击李陵。他对大臣们随风转蓬的作风很不满意。正好皇帝征询他的意见，他就说李陵原来表现不错，这次深入戎马之地，“足历王庭”，打了败仗，但“所杀过当”，现在身虽陷敌，也许别有意图。司马迁的这些话，同汉武帝企图重责李陵、推卸战争失败责任的意图完全相反。
汉武帝勃然大怒了，以“为李陵游说”的罪名，将司马迁逮捕入狱。那些为虎作伥、专会揣摸皇帝意图的刀笔吏给司马迁拟就了最高罪名:“诬上”，即攻击皇帝。判处的刑罚是最惨无人道、最侮辱人格的腐刑（即宫刑）。这一年司马迁才四十六岁。
二、司马迁为什么要替李陵辩护？
司马迁究竟同李陵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无端地出头为李陵辩护，承担这样大的风险呢？
没有什么特别关系，他们只是青年时代的同事，但“素非能相善也，趋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司马迁：《报任安书》）。他为李陵辩护的动机，就是前面他自己说过的两条：（一）不满于大臣们的随风转蓬，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二）他觉得李陵过去的表现尚好，作战有功，可能事情尚有曲折，想说一些公道话，以利于问题的正确处理。这在不了解李陵兵败陷敌具体经过的情况下，对于一个性格正直的没有处世经验、又不会耍滑头的书呆子是合乎情理的，他的自叙是完全可信的。
在汉王朝已得到李陵兵败陷敌的消息以后，司马迁还出来为李陵辩护，这样做难道不是非常错误的吗？难道不是包庇在反匈奴侵略斗争中的叛降者吗？
不。我们认为，从当时的具体情况看，不能认为司马迁为李陵的辩护是什么非常错误，更谈不上包庇问题。
这是因为在古代的战争中，不易区别战败被俘和投降附敌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在历史记载上常常把这两种不同情况的不同行为混同一律。但在处理上，无论是战争的哪一方，在弄清情况时，都是有区别的。李陵身陷匈奴之初，就是汉武帝也弄不清他究竟是无可奈何的被俘，还是真心实意的变节投降，而只是怪他没死。试问司马迁又怎样弄得清具体情况呢？由此可见，司马迁在尚不了解李陵陷敌的具体情况时候，根据李陵以往的表现，认为李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报任安书》），这并不是什么不可以理解的事情。司马迁对李陵的看法，既谈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错误，更谈不上包庇。
在判明李陵确实投降敌人之后，司马迁对李陵的态度如何呢？司马迁对他进行了很严厉的谴责。司马迁在《史记·李广列传》的结尾，附了李陵的简单事迹，说：“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在司马迁《报任安书》里又说：“李陵既生降，其家声”。司马迁一贯主张砥砺气节，他对李陵“生降”敌人，“其家声”的谴责，在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上是极其严厉的谴责。
有人说，既然司马迁谴责李陵的投降，为什么在《报任安书》里，又为李陵说好话呢？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的确讲了李陵有“国士之风”，“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但这只是为了说明他当时为什么为李陵辩护，说的是他当时对李陵的看法，没有这些看法，他怎么会惹怒汉武帝，受那么大的迫害呢？因而不能视为又替李陵说好话。在《史记·李广列传》中，他对李陵就没有那么写。那里，他只是在叙述李陵兵败的过程中写了一句“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接着就是对他投降匈奴的谴责。而且，就连这句话也是对于历史过程如实的叙述（他订正了以前的“连战十余日”的说法），并不能理解为为他说好话。一个人过去好，后来变坏了，他在历史上应该受到谴责，但是不能因此而不承认他过去做过的好事。对于抗击匈奴侵略事业中的背叛者李陵，司马迁一方面在总的论述中给予严正的谴责，一方面又在有关章节中记叙了他未背叛前的抗敌战斗，一是一，二是二，这种客观求实的论史态度是司马迁一贯的作风，是他忠实于历史科学优秀品格的表现。从汉王朝的正统观点看，项羽是刘邦的敌人，韩信、英布等是大逆不道的人，司马迁在《史记》里虽然或者根据他们的实际错误，或者根据当时的传统观点，对他们进行了历史谴责，但也如实地记叙了他们的历史活动，并对他们的历史功绩给予了评价。如果没有这些如实的记载，大概我们今天很难知道反秦起义和楚汉之争的历史真貌。
三、在李陵之祸中，司马迁有没有自己的责任
难道李陵之祸中，司马迁自己就没有自己的责任了吗？难道全是汉武帝的过错？对的。全是汉武帝的过错，司马迁没有责任。
首先，事情的起因，即决定李陵孤军深入漠北，给军队造成覆灭性灾难的是汉武帝，与司马迁无干。正是由于他的狂妄无知，轻率地决定用没有战骑，没有后勤，没有配合的孤军去袭击单于王庭，才造成了战争的悲惨结果。要是一个大臣犯了这样的错误，不杀头也得逮捕法办，可是皇帝犯了错误，连个检讨都没有。非但没有检讨，还要借名士的血去堵塞别人的嘴。文过饰非到了这般地步，真是恶劣之极了。我们承认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在抗击匈奴侵略，发展国家经济、文化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我们从他对李陵案件和司马迁问题的处置上即可以看出，他不仅具有一般统治阶级野蛮、虚伪和极端利己的本质，而且在精神世界的某些方面，还具有与他性格相适应的极渺小的东西。他只能说好，不能说坏，专横跋扈，暴虐贪鄙，一发火就要残酷整人，没有起码的民主。他在性格上却与秦始皇一脉相承。他们是封建主义历史发展中必然产生的同一类型的专制主义者。秦始皇反儒，他尊儒，方向虽异，实质则一，都是为了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而不准有反对声音，这叫殊途而同归。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