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蓝翎的坎坷人生

作者:季 音





  蓝翎走了。他走得那么突然。前一天我遇见他的夫人张岫云女士,问起蓝翎的健康情况,她说他病情平稳,情况尚好。不料次日病情突然恶化,终至不起。可惜啊,中国文坛上又失去了一个才华横溢、正直而富有战斗精神的文学评论家和杂文家。
  
  一
  
  蓝翎是个地道的农家子弟,他1931年出生于山东单县杨集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跟着父辈在地里爬,土里滚。这儿是华北大平原地区,平日干旱少雨,遇上灾荒年头,人们甚至剥树皮、挖草根充饥,生活十分困苦。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读完了小学和农村中学。幸亏那个地方解放得早,他17岁那年,中共山东分局领导的一所训练班式的干部学校在本地招生,他幸运被录取,从此,蓝翎走出了度过童年时期的农村。
  后来这所干部学校并入山东大学,他转入了山东大学中文系,1953年毕业。当年就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任教。
  就在这时候,好运突然降临到了这个年轻人头上。原来,他和山东大学的同学李希凡两人合写了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和《评<红楼梦研究>》,对红学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提出了不同意见,文章几经周折,后来在他们母校老师的支持下,在校刊《文史哲》上发表了。本来,这是关于红楼梦研究不同意见的一般讨论。不料,这件事竟传到了当时正热衷于抓意识形态斗争的毛泽东那里。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和其他同志,尖锐地把这件事上升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信中说:“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信中还把这件事与批判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联系起来,“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毛泽东在信中的批评相当严厉。
  由于毛泽东的干预,红楼梦问题的讨论顿时成了一件轰动文坛的大事,报刊上一面继续大批《清宫秘史》和《武训传》,一面围攻与《红楼梦》事件有关的人。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气势汹汹地以显著地位刊出《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指责《文艺报》为何不及时处理“两个小人物”(蓝翎、李希凡)的文章,《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公开在报上检讨,承认错误,不久即被撤职。
  从此,报刊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在《红楼梦》讨论后不久,紧接着又展开了对胡适思想的大规模批判。阶级斗争这根弦拉得越来越紧了。
  对于《红楼梦》问题的讨论,蓝翎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惊。若干年后,他曾对人说,他原先打算,他们写的这篇文章,只是作为学术问题,提出来供人们探讨。想不到经毛泽东他老人家这么一点拨,竟变成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阶级斗争,这是他始料不及的,由此伤害了不少长辈和同志。比如冯雪峰一向是他十分敬重的一位老前辈,他的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在《文艺报》转载,冯雪峰曾把他请去长谈,并且逐字逐句帮他改正文中的错别字和一些标点符号,以及一些提法不当的地方,热情地对他多加鼓励。想不到冯雪峰不久即为此而受到撤职的沉重打击,以后又被划为右派,这使蓝翎深感不安。
  
  二
  
  《红楼梦》讨论使才23岁的“小人物”蓝翎一举成名。一向爱才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经过多方设法,把蓝翎调到了《人民日报》社,分配在文艺部当编辑。蓝翎的命运走上了一条完全新的道路。
  有一段时间,部领导要蓝翎负责杂文专栏的编辑工作。搞杂文,在那个年代是既有战斗性又有很大政治风险的。但蓝翎在这方面毫无提防,他真诚地相信党提出的“双百方针”是会真正付诸实施的。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他毫无顾虑地积极工作起来,组织文坛上的知名人士写稿。那时正是“双百方针”提出不久,舆论界思想活跃,有些人提出要独立思考,意思是遇事不要盲从,更不要跟着某种号召就“起哄”,要经过自己的分析判断,形成自己的见解。这无疑是从过去的教训中得出的正确思想。《人民日报》的文艺副刊上围绕这个中心,不断地发表了一些知名人士的杂文,其中有茅盾(笔名玄珠)的《谈独立思考》,巴金(笔名余一)的《“独立思考”》,叶圣陶(笔名秉承)的《老爷说的准没错》,等等。这些杂文大受读者的欢迎,也给蓝翎很大启发。于是他一面继续组织作者撰写杂文,同时自己也动手写了起来。他万万没有料到,不久,就是由于一篇自己写的没有发表的杂文招来了大祸。
  1957年上半年,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突然变成了朔风怒号的寒冬。整风运动转变为一场无情的反右派斗争。《人民日报》社也不例外,编辑部各部门纷纷起而抓右派,大字报贴满了楼道两侧。但斗争发展不平衡,有的部门的领导人斗争性强,揪出的右派就多。比如记者部领导人,一贯以整人狠而著称,因此挖出的右派最多,属全社之冠;而文艺部主任林淡秋,为人厚道,对部下从来和颜悦色,不整人,部里只勉强揪出一个右派漫画家沈同衡,他的右派材料还是美术家协会转过来的。沈同衡的主要“罪行”是,他曾经画了一幅讽刺官僚主义者的漫画,画中的人事干部戴着一顶乌纱帽,怪模怪样的。这不是攻击和丑化党的人事制度又是什么?外加他在一次座谈会上,曾经对美术界的领导提过一些意见,于是,他被划为右派。
  到1957年下半年,运动相对进入低潮。可是,某些反右积极分子于心不甘,他们在底下说,别的部门右派揪出了七八个,五六个,为何文艺部只有一个?显然部领导人有右倾思想。这些人扬言,“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呢!
  事有凑巧,国庆节前,编辑部收到了《北京文艺》杂志社的一封检举信,检举者本人已被打成右派,他在信上说,《人民日报》蓝翎曾经给他们写过一篇杂文《面对着血迹的沉思》,他们未采用,退还给了作者,“这篇杂文恐怕有问题”。反右积极分子拿到这封检举信如获至宝,他们既不去向蓝翎核对事实,也不问原稿上究竟写了些什么,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在内部刊物《编辑部生活》上刊登了检举信。紧接着,就在编辑部大楼里贴出了大批大字报,责令“蓝翎必须低头认罪”。
  一天上午蓝翎上班,一看这景象不觉傻了眼。不过他并不慌张,一则这篇杂文后来他再没有拿出去发表,二则文章虽然写得尖锐些,但内容并无错误。几天后,部里领导反右派的负责人才找他谈话,要他把原稿拿出来。蓝翎回答说:“原稿早已撕掉了,但我还有个草稿本,可以交给领导上。”后来蓝翎对人说,我当时不把草稿本拿出来,甚至把它毁掉,他们也没有办法。我是出于对党的忠诚老实,才这样做的,谁能想到会招来这样严重的后果呢。
  蓝翎的这篇杂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1956年10月10日的《辽宁日报》上刊出了一篇《小兰之死》的报道,揭露了辽宁绢丝厂严重的官僚主义,把一个19岁的女工迫害致死的事件。《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作家菡子写了篇《为小兰呼冤》的杂文,由蓝翎编发,在《人民日报》副刊刊出,也博得了好评。蓝翎觉得菡子的文章意犹未尽,他就又写了一篇,在本报不便发表,刚碰上《北京文艺》来约稿,就给了他们。这篇杂文的意思是,官僚主义不仅是一般的作风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它还会酿成流血惨剧的。尽管蓝翎的文章并无错误,可是整人整红了眼的反右英雄们,却把文章掐头去尾,硬是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再加上他写的其他几篇杂文,一概如法炮制。不久前曾经受到毛泽东表扬的“小人物”,年仅26岁的蓝翎,终于被定为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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