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我的父亲程子华
作者：程海燕
那一年，我28岁。父亲程子华安详的躺在灵柩里，像睡熟了一样。握着父亲那双冰冷残废的手，千呼万唤，多么希望能够唤醒他。我不愿相信，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隔开了我们。父亲说过，他对这一生是满意的。但是，我是遗憾的，命运为何让我和父亲这么早分开？泪眼望着礼兵们抬着父亲的灵柩缓缓走出总后礼堂，我的思绪却好像随着父亲最后的人生历程漂移，追忆着父亲的一生。父亲出生在山西省解县一户苏姓人家。由于父亲的姨家没有孩子，把父亲过继给了姨家，从此父亲改姓程，名世杰。父亲七岁开始读私塾，十二岁进入模范国民小学，十七岁考入国民师范，在那里，父亲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二十二岁考入黄埔军校，从此开始了他戎马奋斗的一生，改名程子华。
父亲58岁时有了我。那时父亲任职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困难和调整时期，想必配合李富春伯伯主持国家计委工作的父亲是极其的繁忙。然而，我是幸运的，也许是家里多年来又有了孩子的哭声？也许是父亲结束了几十年南北征战？妈妈说，每次夜里哭闹，父亲总是一起起来，细心的呵护我。在父亲的战友里，我可以说是岁数最小的孩子，因而我得到了很多的疼爱。妈妈告诉我，吕正操伯伯总是一下班就先来看我。1965年，父亲调任西南局书记并且主持三线建设，那时我还不到3岁，父亲经常把我抱在胸前。有一次邓小平、贺龙等伯伯来视察西南三线的建设情况，是父亲抱着我去看望邓伯伯、贺伯伯的。
幼年的记忆大多来自于家人的回忆，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是1967年，那时我四岁。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我们一家也经历了抄家、父母被关、一夜之间被赶出家门的动荡岁月，我和阿姨相依为命。那时成都武斗非常厉害，在我们先后住过的医院心电图室，图书馆里，房屋的窗上都有弹孔，晚上的天空能清楚的看见一条条红色的弹道。白天阿姨带着年幼的我在外面闲逛，几次路过西南局的大礼堂，那里人山人海，年幼的我总是想去看热闹，每次阿姨都会将我强行带走，因为那里在批斗父亲。我是家里第一个看见狱中父亲的。那时阿姨带着五岁的我去给父亲送衣服，大概看守所的团长看我年幼可怜，动了恻隐之心，带着我去看了父亲。记得当时父亲微笑着看着我，我虽然不能理解但是我很欣慰，这一年多来，我终于见到了亲人。临走时，父亲掏出手绢，用他那残废的双手小心的为我包了一个桃子，几颗糖。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这些无疑于奢侈品。后来才知道，那也是父亲过节时发的，他每天也只是用来当营养品限量吃。在以后的探视中，印象中父亲总是和蔼可亲，没有沮丧，没有抱怨，没有怨恨，父亲告诉母亲他会再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直到多少年后，我才知道父亲在关押期间受到的非人待遇。
1973年，父亲被“解放”回家。苍天助我，我终于可以像其他的小孩们一样，有了一个有父亲也有母亲的家。虽然我对父亲为什么被关起来，又为什么被放出来并不理解，我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可以在身边的父亲。我并不理解父亲那代人的经历，也没有想去知道父亲那代人干出的非凡的事业。因为在我的眼里，我的父亲是一个和其他人家的父亲一样的父亲。在以后的两年里，我慢慢地了解了父亲。我看到的父亲就是在我患伤寒时，用麦乳精筒作道具，给我讲述他们那代人奋斗的片段经历；我看到的父亲就是每天用残废的双手捧着在街头买来的烤红薯给我吃；我看到的父亲就是每当我感冒发烧时，笑眯眯地说，“来，让我试试”，然后轻轻用他的额头碰我的额头……慢慢地，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才领悟到，我有一个特别的父亲，在年轻人的心目中成功并且可以成为大英雄的父亲，每每想起这些，我就会感到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父亲的一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父亲在少年时期也有他的偶像，就是戚继光，一个抗日历史英雄。父亲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2岁进入黄埔军校，在那里他的大队长就是徐向前元帅，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辈子的知己。父亲所在的部队没有赶上八一南昌起义，而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父亲几经磨难，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发动了著名而成功的“大冶兵暴”，为此父亲被授予二等红旗奖章，随后父亲与何长工的红五纵队会合。由于在上海疗伤，父亲没有参加第一次反围剿，但是作为红军师长的父亲参加了第二到第四次反围剿。在长征之前，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派父亲去鄂豫皖带领红二十五军长征，父亲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的军长，和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一起带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在长征途中的一次艰苦的战役中，政委吴焕先牺牲，副军长徐海东受重伤，父亲的双手被子弹打中，昏迷不醒。看着战士们轮流抬着他，父亲几次要求截肢，是钱信忠保住了父亲的手，但是双手终身残废了，像鸡爪子一样。每当父亲提起他的手，他总会很诚恳地告诉我，他在受伤之前脾气很不好，但是看到那么多的人为了他出生入死，他看待事物和人的观念起了很大的变化，脾气也小了很多。父亲总是告诫我们，想想他的亲密战友吴焕先以及牺牲的烈士们，他是很知足的。
在我看来，父亲的一生是平和和平衡的。长大了以后，我才真正地体会到人的一生要做到平和和平衡是多么的不容易。我常常可以看到、听到人们对于父亲的评价，最常听到的就是父亲功高不居，资深不傲，不计名利和任劳任怨。这些高尚的为人品质，说说容易，做起来，尤其是在一生中做到，实在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但是父亲做到了。我总是在想，每天父亲看到他那双严重残废的手，他会不会想到他自己一生所作的非凡的贡献呢！我从来没有找到过答案，因为父亲几乎没有和我提起过他的那些经历。后来我浏览了很多党史出版物，父亲经历了几乎所有的历史事件，但是父亲很少提起过，父亲也很少去注意这些事情。我想这来自于父亲的性格，来自于他务实的本性。父亲一生做到了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真实的人，这也是父亲留给我最大的遗产。
父亲从来不让我们说他参加了长征，在这里我也尊重父亲的意愿。父亲在“小长征”中受伤，那年他才三十岁。当时有十个伤口，因为没有药物，只好用盐水煮了布条往伤口里来回擦。那时父亲躺在担架上，失血、剧烈的疼痛让他时常昏迷。看着抬他和保护他的红军战士，父亲要求截肢，这样可以好得快一些，可是没有得到医生的同意。到达陕北时，父亲已瘦得皮包骨，身上的褥疮让他的脚脱下了整整一个壳，双手也落下终身残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一路上向红二十五军指战员讲解了中央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条例被程坦、刘华清谱上了曲，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歌。到达陕北后，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组成红十五军团，父亲就任红十五军团的政委，和军团长徐海东、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等人一起巩固、加强了陕甘宁根据地，为中央红军最终立足于陕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5年秋，红十五军团与东北军相遇。激战一天后将敌全歼，同时俘虏了敌团长高福源。高福源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生，是东北军的一个优秀团长，与王以哲军长的关系很好，父亲亲自和他谈话，高福源留了下来。不久，周恩来总理派高福源回东北军，通过王以哲介绍给张学良，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为后来的西安事变打下了基础。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父亲和军团长徐海东代表红十五军团赠予了中央红军急需的经费，并且父亲和徐海东带领红十五军团联合林彪和聂荣臻的红一军团成功地打赢了直罗镇战役，为中共中央立足陕北奠基。之后，父亲和徐海东带领红十五军团参加了东征和西征。洛川会议以后，由于父亲受伤严重，需要手术，父亲没有加入八路军。手术后，因为父亲是山西人，和邓小平等被派往山西和阎锡山开展统战工作，建立了和薄一波牺盟会齐名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会（简称动委会），父亲出任人民武装部长兼高级党团书记，牺盟会和动委会为抗日战争武装力量和中共军队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决定的作用。1939年1月，父亲又受命前往冀中抗日根据地，出任冀中军区政委，加强敌后抗日的力量。在冀中，父亲和黄敬、吕正操等带领冀中军民开展游击战和敌后作战，大力推进了著名的“地道战”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群众战争形式。著名的马本斋的回民支队就是父亲领导下的一支优秀的抗日队伍。在冀中的几年里，父亲领导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民兵斗争，他还专门总结斗争经验，写成了《冀中平原上的民兵斗争》的文章，中央和总政治部将其发表，广泛推广冀中的工作经验，对当时的抗战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成功地粉碎日寇的“五一大扫荡”就是父亲主持冀中抗日战争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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