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中央高级党校反右派内幕
作者：杜 光
“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它在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头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创痛。探究这场运动的前因后果，总结它的沉痛教训，对于我国今后的社会发展，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遗憾的是，这项工作迄今未能进行。本文记述当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员如何由整风转入反右及反右不断扩大的进程，意在提供一些素材，希望它能对总结反右的历史教训有所裨益。
中央高级党校在转入反右运动后，参加运动的学工人员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普通班（学员为司局级干部，共898人）和新闻班（学员为各省市相当于厅局级的新闻单位负责人，共94人），这是高级党校反右运动的主体，由校党委直接领导；第二部分是师资训练部（学员为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校的理论教师，及党委理论工作部门干部，共538人），由师训部的分党委具体负责；第三部分是高级党校自身的教职员，由校党委责成机关党委负责领导。本文介绍的，主要是普通班、新闻班的整风反右情况（当时高级党校学员还有三个班次：学员为省部军级领导干部的研究班，共50人；学员为新疆少数民族干部的新疆班，共44人；学员为各地理论教师的短期训练班，共462人。反右开始后，研究班有十来位学员参加校党委的整风反右领导小组工作，其余学员和新疆班学员只是参加学习讨论和全校大会，检查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短训班则在7月按计划毕业离校，未参加反右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在此之前，高级党校已在全校传达了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和3月12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自3月16日至4月底，全校学工人员利用党日（每周半天）和晚上，学习这两个讲话。4月26日，校党委决定自5月3日开始，各班学员停课2-3周，集中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但是，贯彻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势必打乱原定的教学计划。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兼党委第一书记）和副校长侯维煜（兼党委第二书记）经过反复研究，拟订了一个“整风学习两不误”的计划，并在5月7日晚上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因为自1948年至1953年初，刘少奇一直是高级党校前身马克思列宁学院的院长。杨献珍、侯维煜遇有重大问题，总是向刘少奇请示汇报。刘少奇表示同意，就意味着中央批准，这已经成了惯例。这次杨、侯向刘少奇汇报“整风学习两不误”的计划后，刘少奇赞成把整风和理论学习结合起来。他特别嘱咐杨、侯注意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灵活性、多样性的问题。他说：怎样避免苏联那样只有计划性而没有灵活性多样性，使人民生活丰富多彩呢？“一个办法是要利用、限制自由市场，”“不只商业有自由市场，而且还要有地下工厂”，“要允许有一部分资本主义商业、工业、地下工厂”，“农业上还要有家庭副业、自留地”。“你们回去要大声疾呼地提倡大家注意研究这个问题。”
根据刘少奇的讲话，杨献珍、侯维煜修订了整风计划，停止原有的政治经济学和中共党史的教学计划，改为围绕整风的主题，学习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学习党的历史经验。具体划分四个步骤：从5月3日到7月13日，用三周时间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用四周时间从理论上政策上研究当前人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矛盾；接着四周以党群关系为中心，研究当前人民政治思想方面的矛盾，结合检查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最后一周写学习心得整风笔记。
为了配合整风学习，高级党校邀请了七位领导经济工作的负责同志，向学员作了八个专题报告，报告人和时间、题目依次是：
5月21日，薛暮桥讲《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几个问题》；
5月23日、24日，骆耕漠讲《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和《经济核算》；
5月25日、27日，6月14日，邓子恢讲《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
5月31日，刘子久讲《工资问题》；
6月4日，姚依林讲《商业问题》；
6月7日，宋劭文讲《积累与消费的问题》；
6月13日，许涤新讲《关于资产阶级问题》。
这个时候，社会上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大鸣大放，“风声鹤唳，草木皆兵”。5月15日，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指出极少数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点明“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外，又在党内）。”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在全国范围内点燃了“反击右派进攻”的漫天大火。但是，这些都没有动摇杨献珍、侯维煜继续执行原定计划的决心，他们仍在一心一意地贯彻业经刘少奇批准的“整风学习两不误”的计划。
社会上的大鸣大放，引起了学员的极大关注，大家议论纷纷，在小组会上、宿舍里、饭桌上、礼堂里，到处都在谈论。除了密切注意报上关于鸣放的消息外，很多学员还利用课余时间到附近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处参观大字报和自由论坛。面对如火如荼的鸣放和纷至沓来的批评，有的学员担心“反革命分子会利用反官僚主义来反对党的领导，利用反教条主义来反对马列主义”；有的学员感到委屈，“现在是四面围攻，好像两块钢板夹块肉”，有的甚至把形势比喻为“第四次反共高潮”；有些学员认为“这些意见完全违背了和风细雨、从团结出发的精神”，“这样搞法会涣散组织、损害党的威信”。这些反应，表现了这些身处领导岗位的党员干部对双百方针和大鸣大放的抵触与担心。但是，也有一些学员对大鸣大放表示赞赏，认为“绝大部分意见是正确的”。有的学员说，“人民内部矛盾紧张，不少问题的根子在上面，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中央，整我们这号干部不顶事”。“不能树干不动，光让树梢摇晃。”还有些学员对鸣放中的某些观点抱有同感，如认为胡风不是反革命，肃反成绩不是主要的，合作化违背了自愿原则，统购统销造成了农村紧张，等等。校党委及时地把这些情况整理成《整风简报》，陆续上报中央。
6月上旬，有的省市委负责人向中央和高级党校建议让学员提前毕业回原工作岗位去，因为下面既要坚持工作，又要领导反右派，十分紧张，亟需这些领导干部回去参加本单位反右派的领导工作。高级党校通过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请示刘少奇后，于6月15日决定普通班、新闻班、研究班、新疆班提前毕业，师资部、短训班则仍按原计划到7月下旬毕业。这个决定公布后，这几个班的学员纷纷会客访友、购置行囊、摄影留念，准备离校。党校行政处也立即着手为学员购买车票机票，组织车辆，准备送站。
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变故，打断了提前毕业的部署，并且很快便把党校的整风转上反右的轨道。
事情是这样的：高级党校为了帮助学员了解当前整风反右的形势，邀请了一些负责同志来校作报告。为了使他们了解学员的思想动态，党校把每期《整风简报》送给他们，供他们准备报告时参考。彭真、杨尚昆已先后于5月28日、6月17日来作过报告，按照计划，在学员离校前还要请陆定一、康生来校作报告。6月17日晚上，陆定一带了发给他的《整风简报》去征询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此前大概没有看过《整风简报》（报送的每期简报有他一份），听了陆定一的介绍，大为吃惊，他认为高级党校学员的这些思想动态反映的不是小问题，而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它反映了党内存在的严重右倾思想。对这些错误思想，不能采取做大报告的办法来解决，一定要发动群众，开展批评，明辨是非，不能让他们带着这些错误观点回去。毛泽东当时有没有在高级党校学员中抓右派分子的思想，现在已经无法查考了，但是，他的谈话成了高级党校学员由整风转向反右的转折点，却是可以断定的。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中央书记处于6月19日专门开会讨论，决定全校学员都留校继续整风，所有课程都停下来，原定的大报告一律取消，采取群众路线的办法，开展大讨论，不解决问题不能回去。